I know I shouldn't post an article from a "copyright" agency. However, this story is so interesting and revealing, which reminds me the article that just publicized by Miss Long questioning the anti-speech right act of Hu Jin-Tao in China...
人間
與桑塔格共進晚頸al Wang ◎老哈／譯 (20060222)
我並沒打算跟蘇珊．桑塔格爭辯。
與她外出共進晚餐的原因與此完全相反。那時我25歲，生活在北京，是一個上進心很強的作家，以自由撰寫新聞稿件湊合著謀生。2000那年，在我每年一次回紐約的期間，過去大學?一位我稱為斯汀的朋友和我取得了聯繫。斯汀是「蘇珊」的私人助理，他邀請我和他的老闆一同看電影並共進晚餐。我理所當然的同意了。
這將會是我進入紐約文人生活的起始。我欽佩蘇珊．桑塔格，那些我以為只有男人們才可能寫出來的內容：觀念宏大、歐洲規範、歷史背景，同樣在她大膽的筆端下現出。並且，她還做得引人注目。或許，她的淵博學識，她的充沛精力，接觸後會對我產生影響。
我們看的是匈牙利電影，悲慘的故事無休無止讓我感到昏昏欲睡，她卻看得津津有味。完後我們三人一同步行去東方村。蘇珊有一種威懾人的力量。她的存在滲透彌漫，同我想像中的那樣，密集地流動著好似她的鬃髮。每個句子，從她口?出來都帶有不容置疑的意味。「這。是。一個。好。日本。餐館。」在聖．馬克書店附近的一個小地方，我們走下臺階時她這樣說。我可不敢同她作對。
晚餐開始很順利。我們分享一大客壽司，閃光的薄魚片像小豬那樣優美地坐在木製厚平板上。斯汀和蘇珊談著他們熟悉的話題，我的插嘴顯得有點不倫不類。我的全部所知就僅止中國而已，我像淹水的人抓著救生圈那樣抓著這一點可靠的東西不放。吃到一半的時候，蘇珊轉頭問我是做什麼的。我說我在中國是一名自由撰稿的新聞記者，暗想只就中國話題作一些無意義的閒聊。
「那你一定知道貝嶺嘍？」
「誰？」
「他是一位詩人，最近在那兒被捕。他住在美國，回北京散發雜誌時被監禁，已有好幾個星期了。」
我從未聽說過這個名字。CNN、BBC、「紐約時報」等主要的西方互聯網站在中國被遮罩，我獲取新聞的渠道受到了限制。因為我沒有官方的新聞記者證明，所以在工作中一直回避棘手的政治問題，而寧願寫些關於傳統京劇的衰落，以及棉塞公司是在如何入侵中國市場一類的文章。
讓我困惑不解的是，我發現西方新聞界只想聽到兩種關於中國的消息：經濟的迅猛增長和政府對人民的壓制。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給人們留下了這樣一個深刻的形象：一個孤單的人，雕像般地站立在一輛坦克車前。這個形象，雖然與2000年的中國更為複雜的畫面相悖，卻仍舊未能被取代。
我猶豫了，不敢確定是否該說瞎話。最後我還是決定表現出無所不知的大男子漢氣概，這是我這新職業所應具有的。為什麼要說謊？我要堅持自己的立場。
「沒有，」我說，「我沒有聽說過。」
「你是一名新聞記者，你都沒有聽說過？」她問，她的聲音開始有些尖銳。
那時我該為如此的無知作出道歉才對，但是愧意和自尊等等人類天生的愚蠢卻讓我說道，「啊，嗯，呃哼……那類關於持不同政見者的新聞……嗯……」
「什麼？」
「關於持不同政見者的新聞。在中國作新聞報導的時候，通常是不會留意有持不同政見者被捕……嗯……」
我的手和聲音開始顫動起來，像果子凍一樣。我放下了筷子。
「為什麼不？」
桑塔格那逮捕式的凝視，你在書的封面或者雜誌?看見過嗎？那目光從紙面上躍出來橫跨餐桌正往我的體內鑽。她語音低沉，好象是一個男人在指揮作戰，把一個疑問變成一個命令。她在準備戰鬥。讓我感到奇怪的是，我也同樣。要是我能夠改變自己化陳述句為疑問句的習慣就好了。
「不過，似乎有的時候，持不同政見者恰好無關大局？」
斯汀試圖勸解。「也許你在中國讀不到此類新聞？」
「西方新聞界應該有報導這類消息，」蘇珊說道。我已經被推到了角落?，我知道再下去我就會為中國政府辯護。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沒能看到這個消息，」我說，開始打退堂鼓。「我只不過是說在中國還有更大的消息？」
她覺察到我的弱點，立刻來個一針見血。
「如此說來，你的意思是說這個詩人被抓並不重要嘍？」
我喘不過氣來。坐在東方村的一家日本餐館?，蘇珊．桑塔格是想要告訴我，這個大部分時間住在美國、無足輕重、兩個字的詩人，他的命運竟然要比諸如全國八億個農民的境況更為重要？狂妄！
「是。但宏觀地看來，就中國所面對的所有問題而言，我想我是在說那不重要。中國有許多的消息西方新聞界並不予以報導。貧困。你是知道的，腐敗，」我說，絞盡腦汁。「還有環境被毀。」我用眼光請求斯汀給予援手。他卻用手在他的脖子前的空中劃過。
我們你一言，我一句，有好幾分鐘，誰也不讓步。接下來的進餐，蘇珊轉過頭去不再理我。我試著把筷子揀起來，可我的手抖得太厲害，連一塊壽司都無法夾住，就別說吃下肚了。
晚餐後我們各走各的。斯汀送蘇珊上了一輛計程車後，和我一起步行下到地鐵車站。
進入紐約文人生活，好一個讓人自尊受傷的起始。她是在我有生以來一同進餐的人?最著名的一個，我小小的憂懼不安卻使得我在她的面前像蠢驢一樣。我試著安慰自己，想像自己和蘇珊．桑塔格一起，加入了偉大聖賢們的佇列，像頭上長角的神祇們一樣。「你想知道她為什麼會這樣生氣嗎？」斯汀問。
「我怎麼知道？」
「她親身參與了營救詩人出獄的行動。她和其他筆會作家一起向中國政府請願，請求釋放他。」他說。「你這樣，基本上就把她當作一個西方知識份子，在實施一個不會有結果的特別計畫。」
我笑了起來。我竟然教訓了蘇珊．桑塔格！我全身一陣輕鬆。她捍衛言論自由，一點沒錯。但是關於中國存在更多的基本和緊要問題，我也沒錯。與農民相比，持不同政見者也許更性感易傳，但並不是說他們就更重要。
一邊走，我受傷的自尊一邊開始平息。她的固執，和我的也一樣，並非是由高傲的道德責任感所引起。激發我們二人的是個人激情和憂懼不安。這完全沒有錯。說到底，她也教訓了我。
現在我居住在紐約了。當我讀到蘇珊死訊的時候，我的感受就像是天行者路克在歐比旺．克諾比死去的那一刻一樣：真氣洶湧澎湃。我仍舊是一個上進心很強的作家，每天發誓要放棄新聞而獻身文學。（我努力遵循蘇珊在她的傳記中透露的成功秘訣：「我和所有作家的做法一樣。任何聚會，只要有邀請我，我一定會到。」）但是過去的這個星期最終讓我慶幸自己是新聞界的一員。海嘯席捲南亞剛過幾天，就傳來了蘇珊的死訊。我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一個網站作編輯工作，一個星期?我整天都在做新聞的日常工作：編輯消息，檢查圖片的配文，確認首頁?沒有未能注意到的多餘空白。網站籌集了上百萬美元的捐款。晚上我回家後哭了。
我的悲傷，其程度度讓我自己都吃驚。一個著名作家之死，和十二萬不見經傳的人之死，我嘗試權衡，孰輕孰重。消息在「紐約時報」網站上同版並登，他們有過荒謬的爭鬥，跟蘇珊和我之間曾有過的同樣。哪一個更為重要？文學或是新聞？觀念或是現實？紐約或是亞洲？我感到被夾了在當中。你不可能說哪一個更為重要。這是一個讓人悲傷的星期，就這麼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