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質能源的社區模式

前兩天在東華和蔡老師談，一方面也藉機會瞭解他在鳳林方面的研究狀況。一開始我們在餐廳裡談了一些，關於把花蓮山坡林地的疏伐林的木材進行能源再利用。他提到前陣子台糖的山坡地為了「固碳」的目的，種了很多樹。但是因為每公頃種了約百棵，過於密集，現在過了四五年之後，一定要開始疏伐。但是這樣的木材其實又太小，不適合作商用木材。他們現在想要訪「木材乾餾機」，產生biogas，來作發電機組之用。這個用途正好跟我在屏東碰過的氣化爐用途類似，他提到在網路上曾經看過2mX2m的器材。也許可以幫忙搜尋看看。另一方面，他也提到，在鳳林的許多器材，都是以當地可行的簡單方式設計的。例如煉油機，作的是最簡單的隔水加熱式（其他還有攪拌式，有點像冰淇淋店裡面的器具）；另一方面，也在設計怎麼和社區的活動結合。他提到，希望將鳳林當地的學童午餐，以花蓮就地的有機農戶供給。雖然這方向應該違反西部運輸的市場價格機制，但是對於地產地銷，以及農戶的地方支持系統，能夠由學校方面進一步落實，是很重要的。

我目前進行的主要是新型態的農業技術如何與跨越幾個不同的社會層面。這也包括了三個不同層面對於農業技術的新想像：社區層面，實驗室層面，以及公司層面。公司層面以及實驗室，我所要接觸的東西都比較是策略的使用以及技術知識的區隔。但是社區層面，因為農業技術的社會端還包括實際使用與執行者，所以會有不同的意義。

蔡老師認為，在社區裡面進行生質燃料的計畫，不在於純粹需求燃料在經濟價值和能源自足上的作用，也不在於與國家政策資源的交換價值（比如補助），而是在怎樣活化社區所得到的附加價值。所以他們的設計一直導向與社區的相關活動去推行。比如，生質柴油在家戶使用上可能不太容易，因為一個柴油爐要來燒菜，不如一般瓦斯爐，要花上兩分鐘左右點火。但是對於小吃店來說，一點起來就可以用個數小時，並不會造成時效上的困擾。而且小吃店的設計，一方面招攬顧客，一方面對社區的綠色模範進行觀光推銷，可以結合理念和實用的效果。他也提到，可能之前節能減碳喊的多了，反而地方的人會覺得這些計畫都是「政府要的」，而減低了社區真正參與的動力。他希望的是，讓這些效益回到social care的部分，比如社區老人照顧的愛心餐，以生質燃料為原料來煮，才能夠讓社區的人把「奇特的技術」換成對社區有意義的活動。這部分我是非常贊同的。

「工程創新、再生能源與台灣的適當科技」研討會心得

5/18早上去參加，台大社會系與永續智慧人本住家計畫，智慧家庭科技與創新整合中心合辦的「工程創新、再生能源與台灣的事當科技」工作坊。議程介紹如下：

在1970年代開展的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運動，主張科技的發展要適合社區生活，並延伸了兩種路徑。在貧窮國家的適當科技，強調低資本、採用當地資源，能由社區居民所掌控與維修，並促進社區互助，與環境共榮。在富裕國家，當時的適當科技運動則著力於再生能源與永續農業的發展，促發先進國家的科學家與工程師投入相關科技的研發。進入二十一世紀，特別是全球對於再生能源的積極鼓動，適當科技的概念有什麼新修正、新取向？而不同路徑的適當科技似乎在台灣匯流，無論在地方社區還是大學的實驗室，這些再生能源相關的工程創新案例，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發？其他小而美國家的永續科技發展，又能提供台灣什麼樣的適當科技前景？在這場「工程創新、再生能源＆台灣的適當科技」工作坊，工程科學、設計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STS）各界將透過深入交流，期許共振出更多適當科技的思辯與實踐方向！歡迎各界朋友參加這個跨領域的盛會。

8:30—9:00 報到
9:00--9:20工作坊引言：什麼是適當科技？STS的觀點
主持人：劉佩玲（台灣大學應力所教授、智慧家庭科技創新與整合中心主持人）
引言人：吳嘉苓（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9 :20—10:50 適當科技的在地案例
主持人：顏家鈺（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報告一：捕風社群：一些台灣素人風力發電實踐的案例
報告人：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副教授）
報告二：技術創新與台灣的太陽能推廣
報告人：黃秉鈞（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報告三：適而不用的科技？從台灣作為太陽能的生產大國與消費小國談起
報告人：陳惠萍（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回應人：陳俊杉（台灣大學土木系副教授）

10:50 – 11: 10 茶敘
11: 10--12:20 圓桌討論：小而美國家的永續科技
主持人：傅大為（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引言人：楊鏡堂（清華大學動機機械工程系教授、行政院能源政策及科技發展指導小組 能源計畫辦公室主任）
胡湘玲（汗得學社（HAND e.V）負責人、德國魯爾波鴻大學東亞研究院研究員）
陳玲玲（台灣科技大學設計學院院長）

12:20—1:30 相見歡午餐聯誼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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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令人興奮的工作坊。對我來講，接觸STS只是因為論文題目轉換之後才開始。STS的工作坊越來越有意思，針對的是工程界與社會學界在設計與使用以及永續觀點上的對話。這個工作坊針對的是再生能源，節能設施上面的設計討論。
吳嘉苓老師先針對什麼是「適當科技」這個觀念作討論，主要來自E.F. Schumacher的「中級科技」（intermediate technology）。在開發中國家的成功與民主意義來說，這個觀點的出現對於大規模的科技投資，以及「先進科技」的想像，都帶來反省的觀察。對於中級科技的掩蓋在於，另一位Sch先生，熊彼得先生觀察，開發中國家仍然以追趕西方國家的先進科技為主，而非發展中級科技。另一方面，許多先進科技，最後成了一種生活風格的「展示型科技」。這類科技帶來的多半是對於高級生活的想像與推進。有如科技裡的豪宅，只有少數人可得，卻花費掉大部分人生活裡隱藏不見的成本。因此在台灣的模式，是不是應該重新思考公民參與的多重模式，以及推動「從搖籃到搖籃」的設計理念，值得注意。最後她也提到一個在窮人銀行微型信貸裡使用的例子：就是Grameen shakti在農村推廣設置太陽能電版，一方面增加社區工作機會，一方面培育女性工程師與維修人員。這是孟加拉對於新科技在社區參與運用上的實例。

對社會學的人來說，這樣的議題能夠由工學院的人進行實際設計與技術的重新評估，是很需要的一個支持。在陳信行老師介紹了素人風車案例裡面的實際問題與對於適當科技的確切反省之後，接下來的兩個議題都有工學院的教授加以討論。這裡出現的差距是（和我平常在公司裡跟工程副董的討論很接近的感覺），工學院老師們會注意到，如何把技術作最有效益的應用，改變設計，或者是對於實際環境作工程計算所需的評估是很重要的。因此台大機械系的黃秉鈞教授很推崇「搖籃到搖籃」裡面，綠黨創始人回到化學家的角色，去看什麼設計上的問題這個出發點。更進一步，因為工程學家常常都會被政府聘請為大型公共工程的顧問，為了符合自己的良心需求，他們也都會以大工程實際效率的可行性來作評估，因此對於在個人住家屋頂上裝風車這樣的案例就會有所保留，因為對他們來說並不「實際」，無法達成工程效益。但這另一方面，似乎已經隱約地把「適當工程」的定義推向工程在實地設計上的「效益問題」（雖然這也是適當科技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對於工程設計與進行中的「參與性」以及實際操作中的「互動性」就常常會忽略。
陳信行老師的社大風車製作案例，會觀察到來參與設計的人，可能在性別，收入，與實際黑手朋友關係的疏遠等等；而黃教授的討論就會在於，到底如何在台灣已有的住家形式上，置入可以有效利用的太陽能裝置。我覺得，工學院至少在這個層面上已經會多加考慮「設計」與「實用」這個問題（呼應陳信行老師提到「空想科學」裡的低效率與對實際問題的刻意迴避）。但是對於「人」的參與與使用因素，還是有所欠缺。

其後有一位台大社會系的博士生，討論台灣做為太陽能光電產業的「生產大國」與「消費小國」。這個討論是有意思的，不過盲點也不少。其一是，台灣處在全球生產分工的「代工」環節當中，生產大國其實不足為奇，但是消費的部分，需要考量的是accessibility，亦即，一般民眾生活裡有多少誘因，去進行這種產業類別的消費。另一方面，對於生產多但消費少的模式，比比皆是，印尼和中國都不斷的再生產當中，也是其所生產物品理小型的消費國家。那麼，對台灣而言，在「再生能源」或者「先進科技」裡消費不多的意義，到底是什麼？跟中國與印尼不同的地方在哪裡？在文章所表現的「消費」，都是來自於整體累積裝置量的統計而已。但是這裡面其實還包括「推廣」，「訊息普及」，以及「消費競爭」的層面。對於台灣整體在環保材料上消費少的情況，是否有更進一步的分析，值得期待。

最後的綜合討論，我提了一個跟我自己切身有關的問題：這次的工作坊為何處理的再生能源類別裡，缺乏「生質能源」的例子，這樣的選擇脈絡為何？主辦單位的回應與我的設想是接近的：他們原來的計畫是來自於與工學院的STS計畫，因此對於非「機械性」的技術可能還沒有觸及。我想在這方面，可以繼續對話的部分還很多。

兩種風格

室友說我都沒有寫一週回顧，到時候每個禮拜做了什麼事會忘記。的確，雖然只是冷凍薯條（套用吾友Nikar的比喻），但是沒有放冷凍，之後要拿出來煮飯的時候是連材料都沒有的...

來到這個公司之後，和國營事業有不同的互動機會時常會有。在這之前，比較常接觸的，雖然有公家單位，但是多半都是學校，跟事業體的感覺有所不同。因為業務類型的關係，這裡的合作對象大部分是國營事業。在兩三次跟中油還有台糖的對談機會裡，感覺到這兩家國營事業風格的不同。

每個企業和外在企業互動時，一定都有黑臉白臉的人。白臉的打圓場，表示興趣，希望多作研究之後看看合作機會。黑臉的人在會議中提出異議，表達對於外來提案的存疑之處。這兩者在中油和台糖的表現，就可以看出中油和台糖面對外在公司的不同。中油作的是煉油事業，雖然近來有台塑的緊緊相逼，加上最近的凍漲效應，最近和中油的接觸當中比較不見以前的意氣風發。不過和我們比較常接觸的對口單位碰面時，還是可以感覺到，中油在對外的接觸當中，對於自我內部的管理嚴謹，跟外在廠商的互動，會依照廠商提的建議，做成修改，以原案和修改案之間的差距，再進行討論。但是中油一直有的問題是，對於工業那種穩定的原料提供才有信心，對於非糧食農業或者廢棄物的收集管理，一直報以懷疑的態度。

另一個風格的台糖，在我接觸的經驗裡面，管理階層和實做階層之間的溝通管道不夠暢通。管理階層對於自己所收集的數字堅信不移（比如每公頃所產的甘蔗量一直認為只有25頓，對於其他研究單位的年產量估算不予採信），卻忽略這樣的數字可能是來自於農民上有收購政策，下有對策（把多餘的量自己賣掉）的結果。常常跟台糖開會的時候，上次的結論可能完全沒有follow，這次重新在提一個合作議案。這樣的情況可能來自於其對於合作對象的不信任，但也包括對於自己近百年來累積的家業，形成的老大心態--我就是作田出身的，誰的田間實驗設計可能會比我好？這樣的態度，一方面保存了在國營事業裡的自我領導風格，可以看做是百年基業不隨意示人的態度；另一方面卻形成非常保守的風格。這樣的風格，在技術以及產業模型變化飛快的當代，卻可能成為一種無從克服的包袱。

兩種國營企業，一種對於化工法非常熟悉，卻不認為農業的管理模式足以搭配化工的產業規模；一種對於農產加工的經驗豐富，卻不瞭解怎樣配合工業類型的新技術，以及高效率的產業模式。這是這個農業和工業合作的年代，需要考量的課題。

一週回顧與展望

以後沒辦法每天回顧自己的生活，就來一週回顧吧，不然真的會忘記這個禮拜做了什麼事....

3/24-3/30
這個禮拜在公司並沒有特別的忙碌，主要是因為剛搬新的辦公室。之前負責搬家的同事被老闆要求，要在新辦公室裡面看選舉開票結果，所以其實總統大選當天下午新辦公室就已經大致完成了。但是搬來新大樓，總是還有許多小地方要處理和完結。比如我旁邊同事就過了三天，下午兩點到五點之間需要在辦公室裡撐陽傘的日子。總算到了星期四，窗簾終於來了。

能源作物的事業仍在進行，但是目前有些部分從農業轉移到廢棄物處理業...先前曾經在中部瞭解汽車粉碎處理以及廢棄輪胎的處理。目前這些廢料大部分都作為輔助燃料在汽電共生廠燒掉，但是高熱值和高碳鍊的廢物原料其實可以重新利用，製作成再生酒精。目前這個方向是需要好好瞭解內容物分析與實際進行整合的案子。

星期二在痞子堡老師的全力支持下，我在最後一刻把IOE的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申請書送出去，並且和所長有初步的接觸討論。目前需要的是針對參考文獻方面作進一步的精細閱讀，書寫一份中文的研究計畫，增加（或者改變）跟社會學理論的對話，把原來的魚拿來看看能不能在IOS那裡做第二次的烹調...

一週至少兩天的游泳計畫讓現在兩臂仍然繼續酸痛，不過目前蛙泳的速度已經比原來好很多，也比較知道怎麼利用潛入水中以及分散划水彈腿的方式來增加前進的動力。加油加油！

關於碳權計算的實際與不實際

昨天參加一場總部設在新加坡的ERM公司技術總監Mr. Lee Solsbery 演講。題目是Low-Carbon Business Development

對於碳權計算這個議題，我有幾個方面的問題。到底交易上而言，是從排放量慢慢減少的企業，賣碳權給非排放這麼大量不可的企業？還是可以由排放量大的國家向排放小的國家買？更常見的一個問題是，當企業已經是跨國企業的時候，你如何計算單一產品的排放量？尤其，還有一個更弔詭的狀況是，嚴重的排放國家如美國，並沒有在京都議定書簽約的國家裡，而另一方面如中國，雖然有大量二氧化碳排放，卻因為是開發中國家而不在限制條款裡；反而可以經由技術先進國家經由技術合作而取得降低碳排放，進而販賣碳權的效果。根據遠見雜誌的整理，在「京都議定書」規則下，共有三種減碳機制：

第一、共同減量（Joint Implement,JI），指附件B國家一起合作減碳。例如，英國與俄羅斯同為已開發國家，日本願意出錢給俄羅斯，讓俄羅斯進行相關的減碳工程，待完成後，俄羅斯減少一定的碳排放量，除了算在俄羅斯的碳減量額度上，日本也能共享同額度的減碳量。這種減量稱為排放減量單位（ERU）。

第二、清潔發展機制（CDM），已開發國家用資金或技術去協助開發中國家減碳。例如英國若出資協助中國某家企業減碳100萬噸的話，而減下的碳量稱為排放減量權證（CER）。

第三、排放交易（Emission Trading,ET），這是指附件B國家間的交易行為，如果企業或國家所需的碳配額無法達成，碳排放超過配額，則可向其他國家購買碳配額來抵銷。反之，超過可以拿
來賣錢。目前歐盟各國家已經興起愈來愈熱絡的排放交易，就稱為「歐盟排放配額」 （EUA）。

有趣（也讓人失望）的是，沒有看過任何一個case是拿生質燃料生產公司的產品來計算減碳。這次來演講的ERM公司，主要發展的減碳交易機制，也是針對已經有的工廠或者製程，經過修改之後，計算其效率增加或者減少的二氧化碳排放，而可以得到的減碳效果。他們最近做過的case，是包括一家泰國的糖廠，將原有的蔗渣燃燒生熱方式，改成汽電共生方式，由此減少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所得到的碳權。另一個case則是，新加坡的半導體業協會，為了一個新的半導體製程，委託研究如何計算碳權的「方法學」計畫。這兩個計畫，都可以看得出，是當企業已經在原料--生產--能量消耗的內部循環之後，所做的計算問題。

為何生質能源的生產沒有直接作碳權計算的商業模式，在場的Solsbery先生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他認為可以先作一個「可行性評估」，在這個評估裡面看看這個credit部分跟商業模式本身生產所得的獲利連動性如何，才能來看碳權在這個產值的效果。

我自己的理解是，碳權交易本身是「相對性的衍生商品」。他沒辦法直接計算一株草或者一棵樹可以固定多少碳，因此產生多少碳權。因為這些生物質之後要用什麼方式製作成生質燃料（其中肥料，運輸，能量消耗），產生燃料如何進入工業消耗，以及使用效率上如何替代現有燃料，都遠比一個工廠或者企業自己本身耗用的能量或者機器效率的改變要難計算的得多。因此無法直接對生產燃料的公司計算碳權。

這是我到目前為止的理解，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比較精確的思考？請教路過的有識之士。

附上兩個相關link
京都議定書
Carbon Credit
另外我的同學們已經寫了非常仔細的review
替二氧化碳拍廣告
當溫室氣體變成可交易能源
（其中總量的管制的評論大致就是我的疑惑部分吧）

綠色陣線的能源作物與有機農業討論

上週三去參加了一個很有趣的工作坊。題目與簡介如下：

12/19(三) 能源作物與有機農業：印度與巴西的對話 記錄與感想

綠色陣線 陳思穎

巴 西的農地使用及分配追溯到歐洲大量移民之巴西開墾的殖民時期，幾百年下來除了殖民母國葡萄牙外，也包括許多歐洲國家，甚至亞洲國家的日本也到巴西尋找新的 土地開發機會；從來沒有經歷過土地改革的巴西，便在這個歷史脈絡下，才有我們今天看到的甘蔗生產生殖乙醇的奇蹟。利用大面積栽種的能源作物，必須依賴大片 土地的單一化栽種。從70年代發展甘蔗提煉生質酒精技術到現在，儘管政府強制介入的政策讓生質能源替代的比例驚人，成果明顯，但背後不免承擔許多社會、經濟及生態問題。

過 去巴西殖民時期的大莊園地主，現在多被大企業掌控，開發項目很重要的部分，即是現在大家期待能解決石油危機與全球暖化的生質乙醇－甘蔗。在企業的大面積栽 種下，農民成為一年兩次的採收工人，人數的龐大，也讓甘蔗田週邊出現猶如城市貧民窟；另外，原本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農民成為移工，也造成農民經濟的問題。

然而弔詭的是，由於甘蔗能源已不需政府補貼，且產值相當高，農工反而能因此要求更高的工資，也讓這些投資的大企業有了保障勞工權益的理由，來要求美國政府開放進口市場。

另 外，在大家看好巴西甘蔗的能源作物時，它的耕作方式卻也因為大規模的生產，壓低成本，以量取勝的前提下，使用大量的化肥與農藥，甚至需要利用飛機從空中灑 農藥，方便管理產地。也因此，可能在我們期待能源作物是全球環境問題的解藥時，理解整個生產過程可能面臨到的是更多危害環境的方式，才是能思索出一個更符 合環保的做法。

除了能源作物的土地及環境問題外，其實在巴西的南部也有一個反其道而行的農民草根運動－有機農業的運動。其中最有名的是Eco Vida Agroecology Network。1998年這個聯盟在巴西南部的Santa Catarina成立，並且以20年前在巴西南部的Porto Alegre的在地生產、有機農業、小農經濟相互結合的健康食物合作社COOLMEIA為基礎，到現在已經擴及巴西南部三個大省。整個聯盟包括生產者的小農、消費者機構、小農工廠、及許多的NGO，利用閒置空間舉辦農夫市集，且有自己的認證系統，試圖在經濟、環境兼顧的原則下，走出一條和國際貿易體系截然不同的糧食產銷道路。

將空間越過到地球的另一邊，同樣地，在印度仍然面臨的是小農經濟破產的問題。從綠色革命時西方引進的雜交種子、化學農藥、肥料讓印度的農業生態不在具有生命後，更面臨WTO的國際貿易及智慧財產權，將印度的農業商品化、專利化，最直接的衝擊便是沒有經濟後盾的小農，十年來已有15萬農民自殺，主要原因是債務的惡性循環。

於是，Vandana Shiva和Navdanya基金會的努力，便是利用小農經濟和生態循環的結合，讓農民利用有機農業的方式，先保有自己的糧食自主權，也讓生態和經濟復甦。

對於在台灣看似只有健康和中產階級消費的有機農業來說，Vandana Shiva及Navdanya基金會帶給我們的，是更全面的有機農業視野；包括台灣一樣必須面對的WTO的 糧食自主權、基因改造的生態安全問題，還有全球食物由農企業掌控下，享有生產技術及出口兩方面的大量補貼，造成的問題不只是讓食物經過低價的農藥、化肥、 加工技術，再銷往世界各地，強迫第三世界的人必須面對高血壓、糖尿病、癌症等，原本只有在已開發國家出現的文明病，另一方面更用大量的補貼，壓低食物價 格，讓農民佔人口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面臨在地生產的食物無法和進口食物競爭而破產。

而在有機農業的技術面上，Navdanya基 金會利用種子銀行的交換方式，讓作物藉著生物多樣性的繁衍，找出配合各種自然生態的品種，不再倚賴雜交種子或基因改造種子。另外，他們也教導農民堆肥、生 物性農藥、土壤分析等技術，而這些技術皆是考量農民的經濟弱勢，而發展出來的和印度的自然生態、天候條件，甚至傳統農耕技術的對話。相較於台灣有機農業的 規範侷限於耕作過程，缺乏對種子來源的規定，且農民因轉作有機的高成本投入而卻步，或許在有機農業的遠景更應該放在台灣本土傳統農耕方式的傳承。

對Vandana Shiva來 說，生質能源的開發不是永續的發展方式。就像巴西的亞馬遜雨林被大量砍伐以種植大豆，及印尼的雨林被大量砍伐以種植棕櫚樹，這些能源作物以量為前提，破壞 雨林加劇全球暖化的程度，遠大於最後生質能源能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效果。或許在我們急於尋求替代能源時，應該先思考人類都應享有的能源是如何在世界貿易體 系下被濫用，包括倚賴大量補助，充滿化學的食物，及遠從世界某個地方，搭著以成本被壓低的石油飛行的飛機來到消費者的餐桌，更包括人類應該如何使用自然資 源。

詳情可見綠陣的網站介紹

那天我排除了一些本來需要做的事情去參加，聽完後有許多心得在心裡迴響。也因為這些心得，我正式決定要把題目換成「能源與農業轉型」的研究。

並不是因為聽的內容得到完全的啟發，而是在聽的過程中，我感受到身為企業雇員與人類學家在這個議題上的矛盾與不同立場。關於「知識」如何散佈，以及「環境正義」與資本主義規模如何互相排斥彼此的思考模式，我覺得似乎比能源與農業議題更有趣味。

最近真的超忙，也很累，需要晚一點再把更仔細的心得寫下來。

To Be or not to be...

回到台灣之後，我做了一件每個需要做田野研究，卻沒有立刻得到funding的人都會做的事：我找了一個工作，兼職的工作，pay非常低，卻因為立刻找到，讓我一時間排除了需要跟家裡拿錢，而必須要限制自己在外的生活形態，以及擔心沒辦法延續自己在台灣的生活等等「關於自由」與「生活需要」的考量。

工作是一位非常熟識的朋友兼學長提供的。原來我只是想做一個可以不需要天天進辦公室的工作，甚至只要做英文書信書寫，收集公司需要的文件，配合公司方向來做一些事情即可。原來與學長兼老闆的同意也是如此。雖然我知道即使是這樣的安排，對於真正應該進行的田野工作仍然可能（而且應該必然）是一種傷害。畢竟一個人的時間就是固定的，並不可能在一天當中需要專注的做一件事情之外，把另一件事情也同時做好。（我因此要佩服我那位偉大的小學同學dear john，他常常為了家庭開銷的需要，身兼三職，真是太令人敬佩了）。尤其田野研究工作是一個要intensive投入時間，不斷反省目前進度與經由參與觀察所得資料的一種研究方式。真的找一份工作來做，其實是不太正確的。

同在研究路上獨行的Serry也交換過這樣的心得。她提到屆時在田野工作時會有一份在田野地點政府單位裡的工作，但是畢竟那是一個配合田野工作的行政業務，跟自己的研究會有關係，如同找到某個研究助理的工作；仍然會帶著相輔相成的效果。我的狀況其實是現有工作性質和田野研究分開，這樣就會造成一些排擠的問題。

那我什麼我還要做現在這個工作呢？什麼事情讓我竟然可能去耽誤自己的研究工作而做呢？答案是，能源事業。目前工作的這家公司是家準備在台灣發展生質燃料的公司。這樣的議題雖然看起來跟我的人類學研究有一段很大的距離，但是在未來的發展上卻讓我產生無限的興趣。能源當然是目前全世界面臨的問題，而我接觸到的公司業務卻讓我更可能去想像關於「能源人類學」的研究。容我自己在這裡抒發一下跟目前學術本業有段距離的想像：如同有一些人類學家已經在非洲和東南亞關切水以及地區資源造成環境資源分配，以及國家力量、財團勢力對於人民生活的吞噬的影響。我覺得現在碰觸到的生質能源發展和區域性投資，將可以配合以後在多點的田野工作，對於「能源農夫」的田野研究，成為另一種型態的區域性研究，以及全球化效應的地區反應。可能的型態是，日本資金，台灣技術，東南亞地區的種植與收穫，並且因此得到電力，改變當地的生活形態等等...

我輾轉了好幾次，很想寫信給在美國的指導老師，詢問是否可以改變成這個研究題目，讓我把研究本業和目前的工作內容結合在一起。一直沒有這樣做的理由是：我對自己目前想做的研究題目，關於原住民（甚或族群）媒體的題目仍然有很大的興趣，另一方面，我也不確定如果我一旦提出這樣的想法，老師會不會覺得我實際上沒有搞清楚狀況（或者他們也無法想像這樣的題材），以及可能會面臨到需要重新做comprehensive exam的程序等等，最重要的是，我所謂的「能源人類學」裡關於人的部分，我目前所得到的觀察大部分仍然在資本家與政府部門這方面，關於實際種植者以及對不同地區的「栽種文化」的影響，仍然沒有出現。最有可能的時程，我想應該是在我把目前手上想作的博士論文做完之後，才有可能進行這個議題。

天阿，我終於把我兩個月以來一直不敢講的「秘密」說出來了。算是給自己一個階段性的交代。但是，接下來我需要做的事情，卻會碰到更多必須確定選擇和工作模式與時間分配的挑戰。To be or not to be，現在真的是個頭痛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