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5.2008

花旗信用卡的高招

原來以為花旗的白金現金回饋卡,在高消費的情況下,可能會有好的回饋。但是....

完全不然!

那真是一個做了許多防護措施的信用卡。
我剛剛大概計算,他提高的回饋金利率是以「前期未繳金額」來累積提高。
循環利率又是20%的情況下:

最高的回饋利率6%(大於160000的消費)
年循環利息20%,相當於一天要 5.4%%(0.00054)
但是前一月如果滯繳金額在150000跟200000之間,要付滯繳金2000元

我以190000的花費來算
以進帳需要5天來算
循環利率會被charge 190000x 5.4%% x35= 3591
可以得到回饋金:11400
但還要再扣1500滯繳金
所以獲得:11400-3591-1500=6309
大概是實際上3%的回饋

但是如果,我們只花到110000,其回饋利率是1%, (120000元以上才是2%, 160000元以上才是6%)
回饋金:1100, 循環利息:2079, 同時有滯繳金額:1250
得到的:1100-2079-1250= -2229

真悲慘阿....

2.05.2008

做審稿人的(非)趣味

因為自己身處的北美台灣研究學會最近在密集審稿,為了要趕上申請研討會補助的期限,因此逼迫自己在想自己的論文大綱之外,同時處理許多不同的台灣研究的論文摘要。

透過看摘要的過程,感覺最近的社會科學研究開始走向「策略分析」的路線。許多原來可能是被接受的文化政策成了論文中主要的被分析對象,更在摘要當中,讓我隱隱感覺到論文作者似乎本身也是參與這個政策的討論者之一。

今天下午才跟LF提到我對於自己處在這個行業的「營利位置」上,如果屆時開始作研究分析,難道不會被當作一種利益區隔或者內在線索上的衝突?LF倒是樂觀的說,這樣的分析也應該寫出來,呈現在讀者面前讓讀者自行判讀。可能需要想一想,到底社會科學研究者在這方面,應該用什麼態度來面對自己涉入決策或者被決策者諮詢之後,研究方式和內涵上的改變。

2.03.2008

古倫神父的講道

每次講自己上教堂的時候,都不時要跟聽者澄清,我不是「虔誠」的基督徒,我也沒有受洗;因為媽媽受到外公影響,很久以前就一直有上教會,後來媽媽跟妹妹都有自己感受的經驗而「決志」受洗,但到目前為止我都還沒有這樣的感覺。

不過因為回來台灣之後的關係,為了讓媽媽開心,也方便地在住家附近就有教堂,我每個禮拜天大致都會到東門長老教會的原住民聚會所做禮拜。並不是說我對信仰一點都沒有感覺,相反的,我可能問題太多了,也欠缺有適當的詰問對象可以讓我對信仰內含有更深入的瞭解,所以我一直都把教會聚會當作是一種社交場合,而比較不是信仰場合。

今天東門教會請來德國著作等身的靈修者古倫神父演講,難得有在教會裡對教義以及延伸的問題,有機會再仔細想想。今天古倫神父以路加福音裡耶穌提到的「八福」作為闡釋的主題;針對新約裡提到的八種人得以受到上帝垂賜的八種愛,做更進一步的闡明。在這場演講中讓我感到驚訝的是,古倫神父不斷地將新約聖經裡的教義以及對於上帝的定義,和柏拉圖以及希臘哲學裡對於「信仰對象」的觀點作來回的連結,同時還在一開始對這八種福和佛教裡闡釋生命的八重經歷(抱歉我對佛學毫無涉獵)並論,說在某些論點裡可能會將這兩者互相比較。這樣的角度,和一般(我所認識的)教會裡把除了當代普世教會之外的信仰,都當作是不屬於真實信仰的說詞,非常不同。

對八福的闡釋,我必須回去看他的書才能進一步的寫。不過有趣的是,他提到希臘人對於god的稱呼,Theos,其意義原來是「被注視的」,因此他提到在信仰中我們是不斷用自己的眼光去審視自己,用另一個被注視的角度來看待更高的那位神;另一方面,神也是那個「與你對話者」,你需要投注自己與之對話。另一方面,他也提到,八福裡面有一段說,你要帶著憐愛,因此上帝得以憐愛。古倫神父說道,這樣的憐愛不只是對你現下眼前的人的憐愛。例如,你必須要有對於那個沒有跟你在一起的人的憐愛,才能夠有對你自己以及跟你在一起的人的憐愛。當翻譯這樣翻的時候,台下些許人有些詫異,或者不以為然。然而,我卻覺得自己深深瞭解古倫神父的意思為何。有時候,在這樣的差異裡,如同古倫神父要我們重新去思考中文稱呼「上帝」的那個意思是什麼的時候,華文文化圈的信仰者,似乎都把自己當作是個被信仰統治的對象,而缺乏了注視和對話的部分。

古倫神父在德國積極參與家庭諮商和靈療的事工,今天闡釋的許多觀點和之前在余老師門下曾經思考過的看法,對於信仰,對於關係,對於療癒,都有連結的部分。

1.13.2008

每天的生活

現在每天的生活,可以說很規律,也可以說很偏離規則。沒有真的度過這種,不依靠自己過去學科專門的生活的工作日子。但是現在每天的生活都是依照從去年七月之後才開始的知識才開始行動。

我依照這個短時間累積起來的現象觀察,決定要轉換我的博士論文研究題目。暫時不作原住民媒體(雖然希望能夠把原來有的東西做些整理,發表成文章),轉以農業轉型與能源作物做題目。

從我打定主意要改做這個,到如今已經將近一個月。看來,我應該是要重拾每天寫blog的commitment才行。

那麼,讓我試試...

12.24.2007

綠色陣線的能源作物與有機農業討論

上週三去參加了一個很有趣的工作坊。題目與簡介如下:

12/19(三) 能源作物與有機農業:印度與巴西的對話 記錄與感想

綠色陣線 陳思穎

巴 西的農地使用及分配追溯到歐洲大量移民之巴西開墾的殖民時期,幾百年下來除了殖民母國葡萄牙外,也包括許多歐洲國家,甚至亞洲國家的日本也到巴西尋找新的 土地開發機會;從來沒有經歷過土地改革的巴西,便在這個歷史脈絡下,才有我們今天看到的甘蔗生產生殖乙醇的奇蹟。利用大面積栽種的能源作物,必須依賴大片 土地的單一化栽種。從70年代發展甘蔗提煉生質酒精技術到現在,儘管政府強制介入的政策讓生質能源替代的比例驚人,成果明顯,但背後不免承擔許多社會、經濟及生態問題。

過 去巴西殖民時期的大莊園地主,現在多被大企業掌控,開發項目很重要的部分,即是現在大家期待能解決石油危機與全球暖化的生質乙醇-甘蔗。在企業的大面積栽 種下,農民成為一年兩次的採收工人,人數的龐大,也讓甘蔗田週邊出現猶如城市貧民窟;另外,原本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農民成為移工,也造成農民經濟的問題。

然而弔詭的是,由於甘蔗能源已不需政府補貼,且產值相當高,農工反而能因此要求更高的工資,也讓這些投資的大企業有了保障勞工權益的理由,來要求美國政府開放進口市場。

另 外,在大家看好巴西甘蔗的能源作物時,它的耕作方式卻也因為大規模的生產,壓低成本,以量取勝的前提下,使用大量的化肥與農藥,甚至需要利用飛機從空中灑 農藥,方便管理產地。也因此,可能在我們期待能源作物是全球環境問題的解藥時,理解整個生產過程可能面臨到的是更多危害環境的方式,才是能思索出一個更符 合環保的做法。

除了能源作物的土地及環境問題外,其實在巴西的南部也有一個反其道而行的農民草根運動-有機農業的運動。其中最有名的是Eco Vida Agroecology Network1998年這個聯盟在巴西南部的Santa Catarina成立,並且以20年前在巴西南部的Porto Alegre的在地生產、有機農業、小農經濟相互結合的健康食物合作社COOLMEIA為基礎,到現在已經擴及巴西南部三個大省。整個聯盟包括生產者的小農、消費者機構、小農工廠、及許多的NGO,利用閒置空間舉辦農夫市集,且有自己的認證系統,試圖在經濟、環境兼顧的原則下,走出一條和國際貿易體系截然不同的糧食產銷道路。

將空間越過到地球的另一邊,同樣地,在印度仍然面臨的是小農經濟破產的問題。從綠色革命時西方引進的雜交種子、化學農藥、肥料讓印度的農業生態不在具有生命後,更面臨WTO的國際貿易及智慧財產權,將印度的農業商品化、專利化,最直接的衝擊便是沒有經濟後盾的小農,十年來已有15萬農民自殺,主要原因是債務的惡性循環。

於是,Vandana ShivaNavdanya基金會的努力,便是利用小農經濟和生態循環的結合,讓農民利用有機農業的方式,先保有自己的糧食自主權,也讓生態和經濟復甦。

對於在台灣看似只有健康和中產階級消費的有機農業來說,Vandana ShivaNavdanya基金會帶給我們的,是更全面的有機農業視野;包括台灣一樣必須面對的WTO的 糧食自主權、基因改造的生態安全問題,還有全球食物由農企業掌控下,享有生產技術及出口兩方面的大量補貼,造成的問題不只是讓食物經過低價的農藥、化肥、 加工技術,再銷往世界各地,強迫第三世界的人必須面對高血壓、糖尿病、癌症等,原本只有在已開發國家出現的文明病,另一方面更用大量的補貼,壓低食物價 格,讓農民佔人口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面臨在地生產的食物無法和進口食物競爭而破產。

而在有機農業的技術面上,Navdanya基 金會利用種子銀行的交換方式,讓作物藉著生物多樣性的繁衍,找出配合各種自然生態的品種,不再倚賴雜交種子或基因改造種子。另外,他們也教導農民堆肥、生 物性農藥、土壤分析等技術,而這些技術皆是考量農民的經濟弱勢,而發展出來的和印度的自然生態、天候條件,甚至傳統農耕技術的對話。相較於台灣有機農業的 規範侷限於耕作過程,缺乏對種子來源的規定,且農民因轉作有機的高成本投入而卻步,或許在有機農業的遠景更應該放在台灣本土傳統農耕方式的傳承。

Vandana Shiva來 說,生質能源的開發不是永續的發展方式。就像巴西的亞馬遜雨林被大量砍伐以種植大豆,及印尼的雨林被大量砍伐以種植棕櫚樹,這些能源作物以量為前提,破壞 雨林加劇全球暖化的程度,遠大於最後生質能源能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效果。或許在我們急於尋求替代能源時,應該先思考人類都應享有的能源是如何在世界貿易體 系下被濫用,包括倚賴大量補助,充滿化學的食物,及遠從世界某個地方,搭著以成本被壓低的石油飛行的飛機來到消費者的餐桌,更包括人類應該如何使用自然資 源。

詳情可見綠陣的網站介紹

那天我排除了一些本來需要做的事情去參加,聽完後有許多心得在心裡迴響。也因為這些心得,我正式決定要把題目換成「能源與農業轉型」的研究。

並不是因為聽的內容得到完全的啟發,而是在聽的過程中,我感受到身為企業雇員與人類學家在這個議題上的矛盾與不同立場。關於「知識」如何散佈,以及「環境正義」與資本主義規模如何互相排斥彼此的思考模式,我覺得似乎比能源與農業議題更有趣味。

最近真的超忙,也很累,需要晚一點再把更仔細的心得寫下來。




12.07.2007

懸置

主體懸置
歷史懸置

最重要的是,技術的懸置

在心理療癒研討會得到的回應,以及提醒

11.30.2007

Contact with Faye Ginsburg

今 天遇到九月去過台灣的Faye Ginsburg。這位當代Media Anthropology的教母,當時跟她有特殊的一段情誼。怎麼說呢?當時因為是民族誌影展,有許多國外紀錄片導演做為貴賓來跟觀眾對談。我跑去跟主辦 單位凹了一個小小的工作證,幫忙引導許多來台的導演們的同時,可以免費(其實我有交會費啦)看片。

某個星期天早上,加拿大來的女導演突然在會場身體不適,當時其他工作人員都分身乏術,並且需要有個可以用英文在醫院幫忙的人;我自告奮勇帶她過 去,Faye人很好,知道後決定一起陪伴這位導演一起去。在ER的時候,因為這位導演一直擔心自己是吃了After Pill的關係,所以會噁心頭痛。我翻譯給醫生聽她似乎不是很自在,於是Faye把醫生的解釋理由重新轉述一遍,因為她以前作的是Abortion的研究 對這方面的狀況有一定理解。這位女導演後來覺得好多了。結果我們在等待的時候,談了好一陣子我的論文題目。

這次重逢,我心生一念大膽的問Faye,可不可以請她做我的校外委員?她立刻答應,太棒了!

11.04.2007

[活動心得]青年行動與部落產業經驗

昨天下午跟著Saiviq小朋友,到師大附中附近鬧中取靜的「葡萄藤書屋」,參與一個有趣的活動成果分享。這個活動的主辦是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以前對這個組織完全沒有概念,但是在聽過這場成果分享之後,知道有群人在做我很想瞭解的部落產業現況。等到我寫完這篇blog之後,近來一直困擾我的心情也有所回復,希望可以把原來已經將近停滯的連結動力重新找回來...

這一天的分享主題,是這個組織以及幾位部落產業工作者,還有原民台的記者,到美國參訪部落產業,以及相關的公平交易機制,所公開分享的心得。我對於他們能夠以小型的NGO安排出一個美國三地的部落產業參訪行程,感到非常佩服。不過這也是來自於他們自身的需求與經驗。成果分享的這個下午,日式房子改建成的葡萄藤書屋,讓我想到以前在花蓮環保聯盟借住的一段時間。結果剛好就看到以前在花蓮碰過面的朋友江瑛,現在是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的理事。但是因為我進去的時候已經開始放映原民台做的這次訪問的專題報導,所以我並沒有機會跟她打招呼。

回歸主題,這次的成果發表展,是他們到美國去拜訪女飛鷹基金會,在長島看Shinnecock族的Powwow,跟Dean's Beans的主持人Dean交流的經驗,以及參觀Pequot Museum的經歷。我之前有聽原民台的哈露古提到他們一起去參訪的行程,當時我只知道要去瞭解公平交易的運作狀況。當天的瞭解,才知道他們的收穫還遠多於此。

不過最令人感到興趣的還是他們在Dean's Bean的烘焙廠那裡瞭解的咖啡公平交易機制。依據他們的參訪資料表示,Dean's Beans只「與小農場農民,蔭下種植咖啡的農民合作...只與有組織的農民合作,邊緣且個別的農民無力負擔生產的改變,訓練支出。」所以這個Dean's Bean的運作模式有幾個原則:
  • 高價買進:每磅原料均高於平均收購市價最低值,每磅在酌量增加6分錢,如果是特殊咖啡豆,則每磅增加兩美元。
  • 平價賣出:只與認同公平交易概念的廠商合作,不接受大賣場上削價的要求。可以低於一般價格賣給合作的咖啡店,平均一杯消費的咖啡仍低於他種咖啡
  • 口碑市場:沒有行銷,市場人員,光靠口碑市場,每年有20-25%的成長。
  • 回饋方式:1. 針對員工部分:每賣出一磅咖啡,抽3.5分存公基金,每一季按照工時分享基金(每個月有4500噸的產量)2.針對產地農民:每賣出一磅咖啡,抽6美分基金,直接回饋於咖啡收購。
這樣的運作模式,是需要很大的共享和分配的承諾。據參訪的人員轉述,Dean本人是個人權律師,所以在處理公平交易的模式上還有所不同。他認為一般的認證公平交易只是「正式的公平交易」,而應該還有「非正式的公平交易:要求深入地投入所合作的社區,一起擬定社區關鍵議題的行動方案。一切資訊公開透明,由產地社區自主決定自己的行動方案。」

對於這樣的模式,當然是佩服不已的。在台灣可能的模式裡,我認為有兩種可能的問題。其一是,沒辦法找到這麼高的口碑行銷策略。不管是喜新厭舊,或者是消費觀念曲高和寡,都有可能無法達成公平交易的這個主要動力要求;另一方面,台灣在社區活動的整合上,也常常遇到人的問題,不知道即使是有公平交易這樣的機制,或者種植咖啡這樣的模式來幫助,是不是真的能夠得到這樣的效果。

在當場還遇到一些有趣的人,晚點再寫上來。

10.14.2007

那天我回到這裡

這幾次的來來回回,朋友都說,你看起來還是很在意,但看起來也累了。

是阿,累了。
如果需要承認,應該是需要承認我的習氣還是無法完全改變,即使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麼,就讓這一首歌...

9.18.2007

符咒如何有效?

這篇評論真是有意思。對於神力如何能夠發生效果的討論,感覺起來有Kuso再Kuso的效果。我覺得遊行規劃者沒有找這樣的人當顧問真是缺乏認真的態度...
中國時報 2007.09.18 
入聯符粗糙 沒有神力啦!
劉培柏/北縣淡水(獸醫師)

九一五陳總統領導的入聯大遊行中,沒有任何國旗,卻出現書寫「敕令聯合國開門」巨型符籙黃布條。陳總統常聲稱隨身攜帶平安符,才能在三一九槍擊案逃過一劫。顯然他認為「入聯符」也會保佑成功吧?

筆者曾拜師研習過符籙製作而略知一二。「入聯符」書寫方式並不合乎正統符錄的要求;符錄最上端必須是道教最高神明「三清公」坐鎮的位置,常以「ˇˇˇ」或「○○○」紅色硃記表示,「入聯符」中卻用白字的「TAIWAN」,顯然不妥。再則雖有「聯合國開門」的「符身」,告訴神明要做什麼事,下端卻少了「符膽」和「符腳」,即該符沒有法力動員天兵天將共謀成事。總而言之,此「入聯符」是無效的。目前中國仍是無神論的國家,陳總統要以「入聯符」對抗中國,恐怕也行不通。

國人一般對符籙總是敬而遠之,但是越鄉下越有人信。筆者在農村向豬農介紹豬瘟疾病的防治時,都會將自製的「治豬瘟符」送給豬農貼在豬舍門口上方,同時說明張貼時,一定要用「藥引」才有效,所謂用藥引就是打疫苗啦!貼符籙是對豬農的心理建設,打疫苗是對豬隻的物質建設,二者合用才有效力,「入聯符」除製作方式不對外,也少了「台灣國必須是聯合國承認的國家」這個藥引配合,所以只能說是唬弄百姓的標語口號而已。

遊行儀式後,依符籙的規矩「入聯符」不可任意丟棄,否則是大不敬,必須燒成灰泡水,供善男信女服用,才能顯示向神明訴說的虔誠。您喝了嗎?

9.15.2007

To Be or not to be...

回到台灣之後,我做了一件每個需要做田野研究,卻沒有立刻得到funding的人都會做的事:我找了一個工作,兼職的工作,pay非常低,卻因為立刻找到,讓我一時間排除了需要跟家裡拿錢,而必須要限制自己在外的生活形態,以及擔心沒辦法延續自己在台灣的生活等等「關於自由」與「生活需要」的考量。

工作是一位非常熟識的朋友兼學長提供的。原來我只是想做一個可以不需要天天進辦公室的工作,甚至只要做英文書信書寫,收集公司需要的文件,配合公司方向來做一些事情即可。原來與學長兼老闆的同意也是如此。雖然我知道即使是這樣的安排,對於真正應該進行的田野工作仍然可能(而且應該必然)是一種傷害。畢竟一個人的時間就是固定的,並不可能在一天當中需要專注的做一件事情之外,把另一件事情也同時做好。(我因此要佩服我那位偉大的小學同學dear john,他常常為了家庭開銷的需要,身兼三職,真是太令人敬佩了)。尤其田野研究工作是一個要intensive投入時間,不斷反省目前進度與經由參與觀察所得資料的一種研究方式。真的找一份工作來做,其實是不太正確的。

同在研究路上獨行的Serry也交換過這樣的心得。她提到屆時在田野工作時會有一份在田野地點政府單位裡的工作,但是畢竟那是一個配合田野工作的行政業務,跟自己的研究會有關係,如同找到某個研究助理的工作;仍然會帶著相輔相成的效果。我的狀況其實是現有工作性質和田野研究分開,這樣就會造成一些排擠的問題。

那我什麼我還要做現在這個工作呢?什麼事情讓我竟然可能去耽誤自己的研究工作而做呢?答案是,能源事業。目前工作的這家公司是家準備在台灣發展生質燃料的公司。這樣的議題雖然看起來跟我的人類學研究有一段很大的距離,但是在未來的發展上卻讓我產生無限的興趣。能源當然是目前全世界面臨的問題,而我接觸到的公司業務卻讓我更可能去想像關於「能源人類學」的研究。容我自己在這裡抒發一下跟目前學術本業有段距離的想像:如同有一些人類學家已經在非洲和東南亞關切水以及地區資源造成環境資源分配,以及國家力量、財團勢力對於人民生活的吞噬的影響。我覺得現在碰觸到的生質能源發展和區域性投資,將可以配合以後在多點的田野工作,對於「能源農夫」的田野研究,成為另一種型態的區域性研究,以及全球化效應的地區反應。可能的型態是,日本資金,台灣技術,東南亞地區的種植與收穫,並且因此得到電力,改變當地的生活形態等等...

我輾轉了好幾次,很想寫信給在美國的指導老師,詢問是否可以改變成這個研究題目,讓我把研究本業和目前的工作內容結合在一起。一直沒有這樣做的理由是:我對自己目前想做的研究題目,關於原住民(甚或族群)媒體的題目仍然有很大的興趣,另一方面,我也不確定如果我一旦提出這樣的想法,老師會不會覺得我實際上沒有搞清楚狀況(或者他們也無法想像這樣的題材),以及可能會面臨到需要重新做comprehensive exam的程序等等,最重要的是,我所謂的「能源人類學」裡關於人的部分,我目前所得到的觀察大部分仍然在資本家與政府部門這方面,關於實際種植者以及對不同地區的「栽種文化」的影響,仍然沒有出現。最有可能的時程,我想應該是在我把目前手上想作的博士論文做完之後,才有可能進行這個議題。

天阿,我終於把我兩個月以來一直不敢講的「秘密」說出來了。算是給自己一個階段性的交代。但是,接下來我需要做的事情,卻會碰到更多必須確定選擇和工作模式與時間分配的挑戰。To be or not to be,現在真的是個頭痛的問題。

7.24.2007

古墓派傳人

我有位好友對於阿美族老人家的唱歌方式情有獨鍾,有特別的研究。他本人的經歷就是個傳奇,從機械系,走到民族音樂學。我們從高中時代的相識,到後來研究題材的接近,但總是覺得,他在硬功夫上面花的力氣,比我多得太多,許多時候其實跟他談話都很汗顏。

上次和這位老友一起到台東去看馬蘭的豐年祭,在回程的火車上,聽他暢談做研究的方法和對於其他研究者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對於這位年輕學者,雖然是半路出家,對於自己堅持的理念卻一點都不退縮。他曾提到,某位研究者對於做田野的馬虎和相關問題的不加深究,以致於出現的調查報告錯誤百出。例如,某個調查報告可能是以普查阿美族老人歌唱為題材,卻因為研究者並沒有實地參與老人家平日的互動,進一步瞭解團體裡的人際關係和彼此的動力,在報告的呈現上完全偏向某位特定報導人的主觀評量。使得一個學術調查成了某個特定成員的個人親疏報告表。這在田野調查上呈現的是沒有嚴謹處理研究方法的嚴重失誤。我的朋友雖然沒有在正是場合上批評這個報告,不過卻自己想要寫一篇文章來「回應」這樣的失誤。

他想要寫的文章,是要談論在一個即興表現的歌唱形式裡,人際關係對於評論歌唱的好壞,喜好,以及真正表現在音樂的產出上,佔有多重要的地位。對於這位音樂研究者,能夠善用心理學的觀察,感到佩服和感慨,我自己一直想要找關於心理人類學的研究題材,卻沒有能夠在這些細微的層面上注意到,像他有興趣的這個細部問題。

另一方面,我一直覺得他是個古墓派的傳人。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南部阿美族的演唱傳統裡,複音歌唱是一個特殊的技巧。一首歌有個固定的旋律線和調性,但是如果沒有概念的人,無法在一首有多重旋律對位的即興歌唱裡,找到有哪些旋律線條。更不用說,想要試著加入只有老人會唱的歌曲集會裡。我這位古墓派的傳人朋友呢,就在家裡把日本音樂學者以及早期的台灣民族音樂學者的錄音,聽到滾瓜爛熟,然後在老人家面前唱給他們聽。你想想,老人家在平常的聚會裡,突然聽到一個年輕小伙子,竟然可以演唱數十年前(可能甚至已經沒有人熟悉)的旋律形式,又跟目前的演唱者可以實際相對。老人們自然喜歡跟他唱歌,他同時也可以因此比較,和請教老人家在許多不同歌唱風格裡的表現方式。就像是在深山裡修練了數十年的古墓派,終於重出江湖,讓老人家們聞之驚豔;甚至有時老人家還會因為他的出現,主動邀請其他老人一起來同樂歌唱,因為他可以同時和老人一起唱歌!這樣的經歷,大概只有我這位肯在錄音設備前下數百小時苦工的朋友,才做得到。

太久沒有寫東西了,想要慢慢再整理自己的近況。倒是好久以前就想對於我這位古墓派的朋友做一次專門介紹。以此為記。

6.20.2007

擁擠的樂園裡的超限戰

一個禮拜,漸漸感覺被淹沒在這個城市裡。剛回來的時候還保存著一點從遠方帶回的悠閒,一個禮拜之後,這感覺完全被淹沒。為了尋找在家的工作空間,尋找可以讓人呆得下去的溫度,尋找節奏合拍的地點。一直要抗拒許多混雜的感覺。這種感覺最主要的是,城市裡的人(也許是這整個國家)都在打超限戰。不論時間,不論地點,關於工作,關於賺錢,關於八卦,關於其他人的瑣碎的生活如何的被媒體餵養,關於媒體如何吃觀眾和受訪者的豆腐,關於觀看如何被塑造成一種過度發達但不需其他感官以及心靈結合的過程。

潛藏在這個超限戰裡的氣味,還有關於時尚的追趕,關於理性的脆弱,關於他者的消失,關於M型社會的消費,水密桃阿媽的堅強與楊儒門的格格不入。

好個混雜而超限的樂園阿。

6.07.2007

The sense of Time

前兩天跟Tanya去書店喝咖啡,突然講到時間感。處在學期之後,又已經站在懸崖邊準備跳下去做田野之前,對於時間的感覺似乎有種模糊的焦慮。因為在田野裡可能會碰到什麼樣的事情,沒辦法預期,於是時間的感覺就不像在學期中那樣地有節奏,但是卻又不能沒有任何時間的感覺,因為大致上一年左右要有個收尾。當時在寫任何proposal的時候都把時間切割得很好看,實際上開始做的時候,大概會碰到不知道該做什麼的狀況,如果又呆在自己已經熟悉的環境裡裡,那種虛幻的漂流感會更強烈。

Tanya提到之前在做PT時的時間感也很怪異,作為PT,會希望被治療的小朋友有進展,但是許多腦性麻痺小患者其實能夠改善的時間是很緩慢的。這時治療師如果出現期待進步的焦慮和情緒,小朋友以及家長都會很容易感覺到感覺到,必須把時間(此時的時間似乎跟進步連在一起了)的感覺放在心裡。

這幾天在RB家,過著時間感完全模糊的生活。美國的夏日時光像是被放在砧板上不斷被桿的麵皮一樣,一直拉長,一直拉長...

而轉換到另一個時空的日子已經是這麼近了....

Dame Mary Douglas (1921-2007)

最近一直在整理文件,有些public email並沒有仔細看。結果剛剛才發現,Mary Douglas日前過世了。我認為他跟Clifford Geertz(2006年10月辭世)是英美兩個區域裡兩個代表性的人類學家,兩人在這一年之內都相繼過世了。以下是The Guardian對她的訃文:
(之前沒有特別注意到是因為,她的頭銜Dame讓我以為是其他人,實際上的意義是A female rank equivalent to a knigh,大概可以翻成女爵?)


Richard Fardon
Friday May 18, 2007
The Guardian


Dame Mary Douglas, who has died aged 86, was the most widely read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ist of her generation. If she had to be recalled for a single achievement, it would be as the anthropologist who took the techniques of a particularly vibrant period of research into non-western societies and applied them to her own, western milieu. Within her lifetime, this was so far accepted within British anthropology as to become almost lost to view. Posterity should restore most of the credit to her, and remember her as an innovative social theorist and for her contributions particularly to the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cosmology, consump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risk perception.

She was born in San Remo, Italy, the first child of Phyllis Twomey and Gilbert Tew. Her parents had stopped off en route to home leave from Burma, where her father served in the Indian civil service. Mary and her younger sister, Patricia, lived with their mother's parents in Totnes, Devon, until they were old enough to become boarders at the Sacred Heart Convent, in Roehampton, south-west London. After the early death of her mother, closely followed by that of the maternal grandfather to whom she was devoted, Mary found a sense of security in the relatively hierarchical, secluded and safe world of school. Her Catholic commitments and social preferences were set for life.

School was followed by wartime Oxford, where she read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nd then by war service in the Colonial Office, where she met the social anthropologists. Intrigued by the subject, she returned to Oxford in 1946, initially to take a two-year conversion course, and then to register in 1949 for her doctorate in anthropology. The postwar re-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by Professor (later Sir) EE Evans-Pritchard was one of the major ev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it educated an extraordinarily high proportion of Tew's generation, who went on to redefine 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None, however, made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is than she did.

She undertook her fieldwork (1949-51 and 1953) in the Belgian Congo, now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It eventuated in both a DPhil in 1952 and a monograph, The Lele of the Kasai, published in 1963. Her description of the matrilineal Lele, their gerontocracy, complex marriage arrangements and cults - most memorably that of the pangolin, or scaly ant eater - became a minor anthropological classic, but would not by itself be the reason for her fame. Civil war prevented further fieldwork, and Douglas did not return to the country, known from 1971 to 1997 as Zaire, until 1987. For all that she was a gifted field researcher and ethnographic writer, her wider renown was never based on her reputation as a fieldworker or on her ethnographic writings, although these established her competence within the profession.

In 1951, after a brief appointment at Oxford, she married James Douglas. Like her, he was a Catholic and had been born into a colonial family (in Simla, while his father served in the Indian army). James joine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research department just as Mary took up an appointment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where she was to remain fo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nd was professor of social anthropology from 1970 to 1977; a distinguished fellowship followed in 1994. If James was considered to be academic for a party official, and Mary unusually immersed in matters close to home for an anthropologist, an invitation to the Douglas dinner table soon dispelled any mystery.

In 1966, Douglas published her most celebrated work,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This book is best remembered for its stylish demonstrat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all schemes of classification produce anomalies: whether the pangolin for the Lele, or the God incarnate of Catholic theology. Some of this classificatory "matter out of place" - from humble house dust in her Highgate house to the abominations of Leviticus for the Hebrews - was polluting, but other breaches of routine classification had the capacity to renew the world symbolically.

In Natural Symbols (1970), Douglas bega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at arose from this: what kinds of society are best able to support the complex symbolism that makes the best society possible? The book took exception to some 1960s cultural trends - notably the liturgical reforms of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and student revolts - and presented the first of many attempts to correlate features of institutional organisation with patterns of belief and morality. Her conclusion - that differentiated, hierarchical and bounded institutions provided the most condusive environments for complex thinking and symbolism - remained the same, whatever changes her theories underwent.

From 1977 until the mid-1980s the Douglases took up a variety of appoin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eriod coincided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Mary's work most explicitly concerned with contemporary society. Her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British consumers, The World of Goods (1979) with Baron Isherwood, was a pioneering work of the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 In it, she argued both that contemporary consumption had ritual aspects that defined lifestyles, and that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on individual consumption threatened a crisis in collective provision. If consumption was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then those individuals who consumed less also communicated less.

While at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 (1977-81), with the late Aaron Wildavsky she co-authored Risk and Culture (1982), an analysis of risk perception and critique of alarmist environmental groupings that sparked a feeding frenzy among reviewers.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llinois, she occupied a chair jointly in anthrop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1981-85, and then as professor emeritus), and published a string of articles on contemporary religion and social commitments.

On her return to Britain, back at UCL Douglas continued to publish a volume of her collected essays or a new book every few years, while being showered with professional honours and other recognitions, including a CBE in 1992 and a DBE this year. While a new generation of anthropologists might have forgotten how late this recognition came, Douglas, who had a particular fascination with the sociology of forgetting, did not. It was only in 1989 that, returned from the US, she was elected a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Before her emigration, many in the anthropological establishment had considered her work marginal to the mainstream tradition, an indication in itself of how much the discipline changed during her career.

Two preoccupations were particularly apparent in Douglas's later work: refinement of her theoretical statements, notably in How Institutions Think (1986) and Missing Persons (1998), and a retur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Old Testament that had been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Purity and Danger. This became the particular fascination of a trilogy that engaged her for two decades: 1993 saw the publication, after unusually protracted labours by the standards of Douglas's productivity, of In the Wilderness, a meditation on the literary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text of the Book of Numbers; Leviticus as Literature followed in 1999, revising ideas about the Jewish dietary codes that Purity and Danger had made famous; and in 2004 Jacob's Tears completed the series, asking who had edited the Pentateuch, and how their aims might explain its textual form.

An invited lecture series allowed Douglas to collect her ideas about the poetics of ring composition, the technique in which texts are formed in circular patterns, in what she described as a summation: An Essay on Ring Composition appeared to her delight earlier this year. Aside from seeing her father's collected essays on fishing into print (they are promised soon), and hoping to collaborate with Congolese Lele scholars on a book using her 1950s photographs of material culture, she had completed all the work she felt she had in her.

Douglas's theoretical commitments to stability, loyalty and completion were evident in her own life: one marriage (from 1951 until James's death in 2004); one family home (from 1956 until she moved to a flat in Bloomsbury a year ago); leaving aside her American sojourn, half a century of service to UCL; and a lifetime of practising Catholicism. A similar singlemindedness was evident in her espousal and refinement of the theories she developed from her Oxford years, and her advocacy of the social policies that flowed from them.

As a colleague she could be intransigent in what she considered matters of principle, and she never dissembled her estimation of others. Her sense of humour was acute and in later years she enjoyed playing to her own reputation, gleefully recalling just how objectionable she had made herself to some American colleagues whose political correctness irked her, and accepting academic honours with mild irony, given what she recalled as her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A wide circle of friends outside anthropology, and the like-minded within, will remember her capacity for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of younger colleagues, an enthusiasm and curiosity that age only accentuated, and her boundless energy. She inveighed against exclusion; her hospitality was genuine and her home open to so many visitors that only the self-discipline of her work habits and her writing facility allowed her to achieve so much.

She is survived by her three children, Janet, James and Philip.

· Margaret Mary Douglas, anthropologist, born March 25 1921; died May 16 2007

6.04.2007

How to grill a steak

昨天太晚回家,想要去吃任何餐廳的時候都已經關了。只好匆忙的跑到Wholefood,本想買一些簡單的熱食,但是在打烊前十分鐘,連熱食也都沒有了。買了一點熟食蔬菜之後,友人Weiling說,要不要吃牛排?挖哈,牛肉通常是我的最愛,再加上Weilling這個美食家,當然OK!

於是她選了12 ounce 的Aged Beef。我問為何用Aged Beef?聽起來有點噁心...她說,Aged Beef會放在恆溫恆濕箱裡,當水分被蒸發之後,肉的美味就會更為濃縮(有點像醃,但是沒有其他的味道;或者是作souce出現reduction的效果)。原來她想要找薄一點的牛排,但是在那個時候看到的牛肉都是厚片的。well,不管了,我們都很餓了。就買回來想辦法。

回到住處,她找出鹽和胡椒。鹽用海鹽,胡椒是coarse grounded,兩者都和她的意。在覆上橄欖油。她說現在時間不夠,只能大概等個十分鐘,不然通常需要等至少兩小時。做完簡單的醃製之後,先把牛肉用大火煎期中一面,但鍋子裡不能灑油!大約一分鐘,之後放到450度的烤箱裡烤(因為買來的牛排比較厚),烤上六七分鐘(厚度大概是1.25inch),之後拿出來翻另一面煎,同樣約一分鐘。之後用這一面放烤箱同樣時間。如此得到的熟度大約是medium rare。之後取出,需要讓肉rest並且吸收肉汁。此時有個重要的小秘訣,需要在肉底下墊上一個東西(也許是小盤子,或者是叉子),讓肉可以被稍微墊起;這樣肉才不會浸泡在自己的肉汁裡,變的「血肉模糊」。外面在覆上錫箔紙,保溫並且讓水分可以從旁邊散出。等待約三分鐘,牛排取出後,滴下的肉汁可以和高湯以及煎鍋理殘餘的肉汁(有個特殊的法文名稱)一起煮成醬汁(我們這次煮有加蕃茄醬,如果有紅酒當然也不錯)。

簡單的幾個步驟,但是卻很重要,半個小時之後,就有比美Long Star的牛排上桌了。

(簡單記錄先,小技巧可以立大功)

5.21.2007

對談之必要(簡錄)

回到好久以前曾經有緣留下一年的UofC校園,一切都還是這麼冷冽,孤寂,配合今天芝城的四十度的氣溫,五月的Hyde Park校區走起來竟然感覺像是深秋。

先講重點,C學長建議,可以作原民台和大愛台對於原住民影像和敘事的不同策略之比較。另外小黃同學也建議可以看客家台和原民台的語言政策(這我的確之前就要作)。但是在這之後的事情,要以何者為重,還是要好好再想想。

媒體,生活風格,從local到urban,經濟策略

5.14.2007

Wedding Trip

一對新人結婚可以吸引多少不同的朋友前來祝賀?
兩個家庭可以有多少不同的成員組合?
三天可以讓人多麼不想離開一個地方?

在Bloomington小鎮的迷人春天裡,我從痞堡參加我的好友Michael和Jen的婚禮。

這是好久以前的遊記了,可是現在還是覺得很可惜沒有紀錄下來。

4.28.2007

[news clips] 「面交」

那晚,我面交寫真女星
聯合報
2007.04.29


面交時什麼人都可能遇到,有人找到失聯的國中同學,有人遇到上司的兒子、有人碰上以前的暗戀對象,還有人遇到寫真女星。

家住台中的洪先生有段「面交奇遇記」,他在網拍平台賣布質隱形胸罩,前年有一天接到一名女子來電要買bra,還急著在當天半夜從台北趕到台中「面交」,洪先生雖然隱隱覺得有些不妥,不過「殺頭生意有人做」,還是接下了這筆訂單。

當天凌晨兩點碰面時,洪先生只覺得眼前這名女子似曾相識,但並不以為意,隔天晚上電視轉播金馬獎頒獎典禮,有名以拍寫真集出名的女明星穿著半露酥胸的晚禮服在鏡頭前,千嬌百媚說自己晚禮服暗藏玄機,他才突然驚覺:「昨晚跟我面交的就是這個寫真女星!」

Yahoo!奇摩拍賣員工在網路開「拍賣報馬仔」部落格,討論主題是「最難忘的面交經驗」,引起眾多網友討論,除了意外與明星、名人面交的經驗外,還有人賣東西遇到上司的兒子。一名署名「穿上平底鞋的貓」的網友在網路上拍賣絲瓜水,兩人約好面交,見了面表明身分後,「穿上平底鞋的貓」赫然發現買方是頂頭上司的兒子。她反應超快,雙手奉上絲瓜水說:「送給你了,以後有需要請再吩咐我就好。」

也有人面交時,巧遇往日暗戀對象;賣狗狗衣服的陳先生,第一次上網交易時就和買家約定面交,見面時,陳先生驚喜發現,買方是他從前在便利商店打工時心儀的對象,但當時卻「愛在心裡口難開」,打工結束後,兩人失去聯絡,沒想到卻網路拍賣面交讓他們喜相逢,這回陳先生緊緊把握住機會,經過兩年多交往後,去年底決定攜手共度一生。

網友瑋玲也有面交奇遇,她連續兩次跟女生買東西,透過電話約好時間地點,但最後卻是帶著盥洗用具的男生來交貨,原來她連續兩次的交易對象都是孕婦,而且都在面交前生產,只好請先生來交貨,買方為了分享高興的心情,兩次都以標價的半價賣給她。

網友藍藍綠茶的經驗是,賣一百元的書,跟對方聊天聊到欲罷不能,結果對方請他喝了超過一百元的咖啡,沒想到面交讓他交到一個聊得來的好朋友。

這篇報導讓我覺得交換這個議題很有發展的空間。

4.26.2007

Another lost in translation


前幾天在學校看到一個典型的痞子堡女孩,在頸後刺上「夢」這個字。光想字的意思感覺起來似乎很優美,但是因為那個字體看起來太像報紙上的字體,所以覺得那女生好像是不小心睡在報紙上,而印上去的字。

突然覺得這種身體跟字體還有意義的交替,跟在台灣看到夜市裡買的衣服,把Elle寫成Ellf,或者把DKNY寫成DKMY,其實蠻接近的。

旁邊那個讓女士們血脈賁張的圖是在這裡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