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危機，核災英雄與國家機器

http://udn.com/NEWS/WORLD/WORS4/6216369.shtml

前面的連結，是在震災海嘯之後出現核能危機的當前，美聯社對日本福島電廠剩下的留守五十人所做的讚揚。這福島五十人自願，或者被指派，要在盡可能的狀態下，控制核電廠不會繼續惡化的高燒和輻射外洩。另外還有兩則新聞跟這個有關，一個是日本自衛隊有反對聲浪，抗拒政府命令自衛隊處理私人公司的核能災變。另一個是，厚生勞動省為了讓福島勇士能夠繼續工作，把核電員工最高輻射暴露可容許量，從100微西弗調高到250微西弗（http://www.cna.com.tw/ShowNews/Detail.aspx?pNewsID=201103160350&pType0=aALL&pTypeSel=0）

這樣的場景讓人心痛。如同之前看到哈佛法學院教授的道德兩難演講：如果有火車即將撞死前方十人，身為車長的你可以改變車道撞死叉道上的兩個人，你會選擇轉動方向盤？又或者，你只是在天橋上的旁觀者，但是你可以把一個人推下去讓整個車禍因為他而擋住，你會不會作？其中至少有個道德難題是，誰有權利決定別人該怎麼選擇？

人道危機在震災時出現，因為身為旁觀者的我們，不能夠忍受因為天災出現的困境，會使得一般人可以取得的基本權益，在危難時被剝奪。沒有水，沒有電，沒有油可以取暖的災民，只能眼睜睜看著稀少的資源送入，寒冷地零度夜晚，老人與小孩必須支撐到更多的援救資源抵達。而同在一國的人民，眼睜睜看著這樣的災難出現無能為力，因為更大的危機威脅著全部的人。在世界其他角落的人，看著這樣的災害，因為資訊有限，援助管道有限，只能看著不同的狀況繼續惡化。

核災現場掌控的五十人可能基於他們的職業道德勇氣決定前往。但是一個國家為了自己不「過度違法」，把核能電廠工作標準值臨時提高；或者是任由私人公司運用國家資源，以軍隊（也是無辜的個人組成）為最後防線的依恃下，不願意站出來提供援助或者資訊，這些國家機器造成的人道危機，也同樣令人髮指。

上面的反省並不只是在指責日本政府或公司，而是指向所有以「我們的災害不會這麼嚴重，我們都可以在準備之後加以掌控」，準備要以無辜當地居民或者專業人員作最後犧牲的國家政權和公司。人道危機，也在這些政權或私人公司，不以自己人民生命為第一考量下，轟然出現。反核並不是反對生活模式的選擇，而是反對在政治修辭下，光明正大出現的人道危機。

替身認同與信仰理解:我也看Avatar

一個月前看過最近的熱門片Avatar（阿凡達），已經有許多人針對這個電影的各種層面進行討論，我先大概整理一下，這些討論包含哪些論點，看到什麼問題，當做影評的回顧。最後，進一步來討論之前比較沒有觸及的問題：關於替身認同與理解信仰這個問題。

阿凡達的討論有幾種軸線。第一是對於敘事規則的檢討。自我反省的白人反對侵略另一個物種領域，來達到自我救贖的模式為主軸。這樣的模式基本上是從殖民時代以來，就發展出來的「殖民地懷舊文化」。有良知的白人，最終轉向認同異族並且成為英雄，並且完成自己良心上的成就。所以我們有過去曾經看過白人歸化美洲原住民的「與狼共舞」，白人受到原住民女子拯救的「風中奇緣」，甚至是白人為另一個民族抵抗藩鎮衝突的「末代武士」。在這些可能性裡面，白人已經跳離了自身的文化背景，從北美原住民解救到亞洲，現在更成為外太空異族群的救星；白人於是變成沒有自身信仰文化的「解救象徵物」。難怪海地裔的人類學家Gina Ulysse會說，在阿凡達裡面看到了納美人的信仰，卻完全看不到sky people（也就是白人）的上帝。

納美人的各種背景知識，對於其文化層面的討論形成另一個主軸。從生態人類學的角度評估阿凡達的再現， 會覺得在原住民環境意象的呈現上很有風格，但是對於了解納美族的過程，卻如同一般的好萊塢電影甚至是狄士尼卡通一樣，顯得過於輕易而沒有真實接觸問題的發生。只要聽懂那美人說的話之後，他們的生存規則以及對待外人的關係，如同另一個美國西部文化的翻版。以競爭，馴服，和取得領導地位來簡化其族群內的社會文化故事。至於納美人最神聖的「伊娃」信仰，被同情納美人文化的科學家，讚嘆為最大型的神經網路而值得好好研究。這個角度其實和想要取得資源的殖民或者掠奪主義，差別只在於前者承認納美人的信仰裡，有白人科學可以解讀的東西。對納美人的價值看待，從礦物資源轉向神經生理。如同現在最夯的科技研究，從工業技術轉變成為生物科技一般。不斷地翻版sky people（也就是地球人）如何看待「何謂資源」。

這兩種主軸中間，夾雜一個比較微弱而沒有被仔細討論的問題。就是經由替身進行認同與理解異族信仰的問題。看完電影之後，除了覺得影片一開始的創意被白人老調完全破壞之外，一個主要問題就是：「作一個『替身』才能跟納美族人接觸的設計意義為何？」故事解說是因為潘朵拉星球的天然環境讓人類無法在裡面維持生物機能，必須要形成一個替身所致。關於替身認同問題，好友 Kerim Friedman的影評裡注意到了。我認為替身最後成了認同納美人的一個主要管道，包括學習在裡面的語言，樹梢行動方式，甚至是與凶猛的自然物種結成一生唯一的連結之必要管道。而這個管道的樣式，卻非常詭異地介於兩種模式之間：一方面作為人的載具（也就是一個神經科學化的作戰機器），另一方面作為另一種真實的物種。Kerim連結到對於複製人形象中會經過的uncanny valley。讓觀者看到人的形象與「他種」以又是工具又是身分的方式交錯。這種關係除了帶來觀眾在觀看時，不自覺地認同了另一種物種之外，也巧妙地抹除了穿上一個納美人的Avatar替身被納美人排斥的可能，或者被sky people把納美人研究當作生化變種來對待的模式（例如異形）。這樣以穿上人形載具而後融入自我認同的模式，很奇特的把殖民認同的內在矛盾性質具像化了。如同有名的後殖民理論觀點，「黑皮膚，白面具」，或者是更通俗的Banana說法，同樣呈現出異族認同或者同化的過程，先經由替身可能產生的轉變。一個原來只是拿來作為「載具」的身份，慢慢成為操作主體自己的身份。從這個角度來看，阿凡達的象徵層面比表現的敘述故事，更複雜地呈現了學習異文化的認同問題。

而信仰如何理解則是另一個問題。如同前面所述，Gina Ulysse點出在片子當中，只有納美人的信仰（而且這個信仰是拯救侵略者的關鍵），而沒有侵略者的信仰觀點。毋寧說，阿凡達呈現的是一種帝國模式的第一次接觸（first contact）故事，而不是那種傳教士帶著奇特機械與土著酋長進行誰的神比較偉大的辯論，那種交換與驚奇互相碰撞的接觸。然而這樣的敘事基調，誠然贏得觀眾在同仇敵慨上的理解，卻失去了引導觀眾對貼近自然的神祕關係究竟為何的進一步理解。對於基督教信仰發展出來的一神觀，認同的忠誠（背叛以及與其他物種的接觸成為一種原罪）是核心價值。其他族群的宗教，只能以「神經網絡」般的治療能力做有用的理解，而聖樹與兇猛但是有靈性的生物，都成了這種科學解釋背後的配角。在納美人的傳說裡，騎著飛龍的人可以成為神話式的領袖；這個領袖如果是其他族來的「替身」，也同樣可以被接受（想想Sahlins的庫克船長）。但是以sky people的信仰來看，只有可以解釋的科學現象和團隊忠誠才是信仰。如果失去了科學能夠解釋的部分，或者背叛了忠誠原則，穿著納美人替身的sky people並無法和燒墾機器人或者是飛行攻擊器裡面的同類，溝通不同的信仰。如同一個人類學研究裡對於網路遊戲中的替身（Avatar或者虛擬身分）角色所問的巨大問題：Can Avatar Speak？對於替身與真實身分之間的轉換，到底主體性歸屬何處呢？

最後，驅使我寫這篇影評不像影評的動力，是來自於一個想要討論宗教與代理者的巨大動力和問題。因為一次的聚會當中，教會傳道以原子小金剛卡通的誕生，來說明上帝對愛子的期待，與神性的世間代理者可能有的某種比喻關係。卻讓我覺得與「阿凡達」利用替身去學習另一種信仰的意象，有些隱約的對比與截然不同。原子小金剛的比喻主要是在肉體的失去與創造中，尋找信仰與自我身分的結合。而阿凡達所呈現的信仰對立，使得sky people以為開發替身是為了平息異議與展示威力，而非創造更多樣的溝通模式，失去了認識納美人與自身的信仰之間不同卻可交流的面貌。對於他者，對於自然，對於信仰，我們或許都在嘗試中長出獨特的阿凡達，然後改變自己。

關於虛擬農業的想像或抵抗

讓我們先觀察兩種場景。

開心農場流行以來，台灣難得出現了虛擬農業熱。一時間種田（還可以偷菜）成了重要的「綠色時尚」。正當如火如荼之際，上班族以及公務員不斷地被警告，許多公司伺服器也紛紛關閉可以種菜的應用程式。最近還因為遊戲設計公司為了置入性行銷，片面把購買遊戲中肥料的價格提高近十倍，引起許多死忠農場迷的抗議。「網路農友們」紛紛在討論網站上撻伐行銷者與遊戲設計組的老大心態，甚至這樣的怒氣衝擊到實際生活內容，發起拒買置入行銷商品的活動。
再看另一個場景。帶有狂牛症威脅的牛肉準備進口台灣，大眾對於賈庫症變性蛋白是什麼，如何影響可能飲食的風險這些問題極為關心，身邊的人都成了生物科學迷，不斷轉寄各種賈庫症變性蛋白如何從牛的腸道轉移到腦部需要多少時間，以及食用之後多久的潛伏期不會發病等等資訊。間接也才從這些資訊裡面，瞭解為何進口30個月以下的小牛是「相對安全」的，以及了解草飼牛肉為何比摻入骨粉飼養的美國牛肉要安全。賣牛肉的商家紛紛掛上「本店使用澳洲牛肉」的招牌。甚至有把開心農場設計成會隨機出現「您的乳牛因為使用遭美國肉骨粉污染的飼料」，這樣的嚴肅遊戲建議。狂牛成了聯繫日常生活與虛擬生活的一部份。

這兩個場景很虛擬嗎？一點也不；但是對於真實的回應能力大大不同。我們可以看到，在第一個場景的例子裡，虛擬世界的農業景象建築在日常軌跡的空閒裡，正如我們一般在消費端看到的農業：沒有務農時可能遭受天候問題的風險，也沒有中盤買賣的剝削。只要你「按照指示」下種施肥，而沒有鄰居來偷竊的唯一「災害」，你的農場就可以開開心心，維持著愉快的心情耕作下去。除非除非，碰到這次置入行銷後廠商出爾反爾，片面哄抬肥料價格的問題，否則農業經營中可能血本無歸，被關鍵技術者「吃人夠夠」的問題，通通隱藏在美麗的「田園景象」裡而不會被發現。但虛擬農友們總算還有群起抗議的機會。看看美國牛肉問題，我們無從了解餐桌上，店家裡，甚至海運貨櫃裡的牛肉來自何種農場，我們只能在重啟談判連署的巨大門檻上試圖保護自己，而談判的行政官員不會讓你看到，這些牛肉在國際買賣中，為了換取其他交易的保證，是否從疫區裡老老實實地把牛肉牛骨分開處理，送到號稱可以提供另一選擇的消費市場裡。在絕對的禁止進口保障之前，消費者只能被動地在生活中不斷轉寄關於狂牛症的「自我管理」，甚至以開心農場虛擬地抵抗一番。

這樣的關鍵時刻，分子生物學家進一步在公共論壇上提醒大家「糧食自給」率的不足，以及「基改作物」如何可以改變傳統農作模式，減少農藥使用，提高產量，抗拒氣候變化等等好處。同時抨擊台灣的保守政策，已使發展高科技農業的契機及國際競爭力不斷流失，反而失去創造更高產值之高科技產品的機會，以及付出農藥危害環境與消費者、農民陷入經濟困境重大的代價。主要論點是，台灣不轉型為高科技業就沒有未來，包括一般操作的農業。這個建議是植基於科學家對於競爭力的憂心，但是建議出現的時間點頗為突兀。回應食物安全的狂牛效應，這個建議似乎是為了說服我們，消極抵抗的問題都來自於我們沒有技術。掌握技術之後，農業可以升級，農民可以避免天然風險，我們也可以擴大對於農業技術的談判籌碼以及反擊能力。

讓我們把開心農場的元素加進來吧。當基因改造技術需要大量資金和政策支持的時候，農民在技術供給廠商的控制之下，會不會碰到像開心農場一樣，突然漲價一千倍的問題呢？在漲價之後，農人們有沒有辦法，學習開心農場中「看得開」的玩家，一陣子放棄不種，等待廠商自然把價格調回來這樣的能力呢？當科學家在實驗室裡，以「提升競爭力」提供我們「虛擬農業」的思考模式，我們希望看到農業研究者或者官員，真的能提供非虛擬的農業研究和政策走向。以菁英模式思考的虛擬農業，可以方便地把少量的技術轉變成為資本主義遊戲裡的代幣，但是官員不能同時期待，田園裡的真實農友都等著上網摘菜收權利金就好吧？虛擬農業對於現實農業的啟示，就是認識到遊戲不是只有開開心心的農民而已，還有設計遊戲者（一如生物科技研發者）以及投資遊戲者（一如各種大型農企業）；只有造成資訊的公開還有全民的參與—這裡的參與不只是知道牛肉在哪裡，還包括關切這個牛肉哪裡來，誰能管理牛肉進出口—才能夠把虛擬農業轉變成實際的生活問題，變成我們餐桌上安全的晚餐。如果等到我們只能面對帶著安全疑慮的食物（不論基改或非基改），無從選擇仍然要微笑吃下去的時候，恐怕比選擇吃牛糞漢堡的憤青還來得缺乏抵抗能力。

關於災民，組織，與社會責任的一點想法

昨天在世新社發所聽原促會秘書長金惠雯分享災區組織工作經驗，而在同時不斷地看到許多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災區復健計畫。關於災民組織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係，我仍然覺得很曖昧。我們在災區當然看到許多慈善團體，為了達成效果（效率），與退位的公部門之間形成許多沒有災區民眾參與的「慈善暴力」決策。

這些決策可能成為公部門用來宣導「我們救災慢，因此我們必須重建快」的政績藉口，也可能成為慈善團體為展現積極行動以及實際交託賑災工作進度以回報善心信徒期待的表現。但這些我們會看到有好幾種問題出現：

1. 以公部門以及扶助團體的需求為目標。不但掩蓋了災民可能需求的多樣性，更會出現對於災民異質聲音的歸罪與壓制。在「公共理性」場域下，被責難的是災民為何「不滿足」，為何不以大局為重？為何以受害者身份「要脅」公共資源。（由此，善款形成的公共性質與慈善性質之間的交錯，很值得探討）
2. 以組織作為對話單位，形成災難社區中災民自主公共空間的壓縮。惠雯提到，災區在這些外部資源和內部原有組織差異之間，大致都會讓重大議題的決定在社區中有各半的支持者。最明顯的就是，到底要回山上還是要遷村？到底要中繼屋還是永久屋？但這使得組織的目的被單一化，成為社區決策代言人。固然形成共識和代言是目標之一，但在過程中可能因為目標選擇的壓迫而成為被責難的對象。
3. 因為災害影響的不只是居住，還有原來在資本主義模式之外的生計將要被整合到資本主義內。於是出現慈善團體在計畫建造組合屋的時候，也同時把慈善「觀光」的角度放進去。出現了永久重建社區中，留下某些區域作為日後民宿，外來參觀活動，或者災民生計的「展演活動化」的設計想像。這些都使得原來一個能夠自主的災區，在災害之後無法擺脫被生態，生計，生活都被外包（或者更流行的說法，BOT）的狀況。

對比九二一和八八水災，兩者原有的社會背景模式不同，復原的組織法就有許多不同。九二一的災區比較多在大樓密集區，原來就有社區管理委員會，也因為是漢人社群，財產分隔以及繼承方面的問題切割的比較清楚，也比較有社會流動性。在震災地區沒有足夠房舍可以租用的情況下，建構組合屋以中繼居住，是政府主導的基本復原模式。但是八八災區中多為原住民社區，原有的社會組織以文化和親屬性質的模式為主；對應於公部門的組織並不能整合全部社區中的意見。更重要的是，原居地的破壞不只是居住上的失去，還包括生計與文化上的連帶。這些都使得九二一模式無法直接運用。而近年來流行的慈善公義團體「社會工程化」，也使整個結構與九二一時有許多不同。

昨天討論中有朋友提到組織是不是應該去「整合」災民，讓沒有足夠教育背景的災民在公共事務中「展現力量」。我覺得，這似乎是偏離了社區組織終極的意義。組織固然是要提供問題解決機制，更重要的卻是要散播以及提供不同意見成熟化的可能，擴大災民之間，以及災區與外來團體之間公共領域的空間。如果沒辦法讓災民實際參與災區重建決策（注意是「決策」，而不是「工作」而已），那麼（講得誇張一點）災民無異於災區中收容所中的「動物」；最後可能還要配合「表演」。另一個災區組織重要的意義，就是要讓資訊透明化以及普及化。如同昨天惠雯拿出八八水災募款總表，提到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款項現在是拿出來運用的。這個表格其實就展現了資訊透明化的一部份，至少讓非災區的人也知道，可能資源分配在那裡有問題，而可以進一步要求釐清。而八八水災從一開始發生到現在，資訊的透明以及流通，還有各個組織橫向的串連，一直是維繫災區沒有立刻被BOT的主要功臣。我認為至少從組織面來看，這個部分的功能有所發揮。

當然，困難的地方其實不是這些討論可以解決的。另一個朋友在討論中提到，為何災民要面對（或者抵抗）的對象，是這些慈善扶助團體，而不是政府？難道沒有正面面對退位政府的方式嗎？惠雯的回應直接反應地方政府的心態--政府需要的就是效率和成果，而不是誰「應該如何」的「正義」問題；這樣的氣氛也可能影響到組織者面對民眾的氣氛而被質疑，一直討論卻沒有告訴我們能做什麼？這種組織有什麼用？組織者在地方「腹背受敵」（惠雯如是說），我想出自這種道理。而災區民眾在政府鼓勵外出租屋之後（一方面經費如此，一方面避免長期居住營區的隱私與管理問題），在許多組織協調活動中無法要求直接參與，因此缺乏多數基礎的決策，也是目前災區組織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都不只是單單以「社會責任」出現的慈善或者生計促進團體可以涵蓋的。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責任這個觀念，從災民可以自己行動的角度退位，轉移到扶助團體的「代理人」社會責任觀。這部分，我覺得也是很怪異也值得再討論的。

很難想像

一但停止一段時間的部落格,要再回來寫是這麼困難!而前一段的停止一直到現在還存在著對自己的懷疑.
不過今天早上聽NPR的新聞片段,提到關於生活經濟學的看法:如果一個人時間無法完全處理,應該是用來投資,投資在未來可以看到的地方,而不是消費.雖然這是理性對於惰性的經濟學陳述.
Keep on going!

沈默的演講過後

昨天我在多數人的沈默中講完中研院的演講，我的題目把我之前搞不定的兩個問題都放在一起談，當然看起來題目也過於龐大「技術地景，社區動力，以及環境倡議的治理：生質能源與有機種植在地發展的分歧動機」

很明顯的我的題目只是為了把兩個問題都放在一起談。一方面是為了讓大家看到我這陣子作了什麼，一方面是為了讓自己有機會想一想這兩者到底有沒有關連。我講得很零散，只是把兩個研究型態理有得觀察講出來。沒辦法作什麼真正的比較。

結果提問的人非常少，主要大家都感覺到生質燃料跟有機種植在與全球化商業規模的關係，還有與農業關連的意義上都不同。但是出乎意料的，幾乎所有有興趣的人都還是暗示（希望）我要繼續做生質燃料的題目。

我對於這樣的建議起初是驚訝，後來理解之後覺得回到自己的困境。這樣一個議題就人類學的研究題材來講，是新奇的，但是我始終找不到什麼討論點去看，台灣的生質燃料發展早夭計畫，到底「有什麼人類學意義」？這是個有趣的農業轉型失敗案例，也可以是個台灣對於全球化環境倡議的一知半解，毫無誠意（如同風力發電廠商的評論）。但終究，我沒有辦法想到可以和之前研究的人類學角度來對話，我附上講稿，裡面後來我找到一篇在講佛羅里達如何和迦勒比海地區結合成為甘蔗種植生產區，扣連上global assemblages（Aihwa Ong and Stephen Collier)的討論，但是台灣在戰後形成的鎖國（靠美）體制，在原物料的區域結合上，並不清楚。而生質作物種植需要大量土地與廉價勞工的基礎上，也不在台灣可以運作的範圍裡。這些是「經濟理性」上對生質燃料的先天看壞。在這個背景下，加上政府模仿式的生質能源種植計畫已經停止（雖然我覺得那代表田野地不再，但討論的人都提醒我，人都還在阿！失敗的計畫反而比較好討論），對於生質能源在台灣的討論應該從什麼角度來討論，才不會落入農業經濟人類學卻又可以與農民經驗連結，我很困惑。我的passion上面還是想「做」生質燃料這個問題，但是思考上找不到什麼出路。

怎麼一直在這裡打轉？

憤怒無奈的新年初始

一連串的權益問題與社會事件，讓這個冷冽的新年初始讓人無奈又憤怒。

苗栗後龍古窯在地方人物的奔走之後，原來希望1/14日召開確定地方古蹟的協調會，並且進一步確定古蹟的後續處理方式。文建會的緩慢公文，以及縣政府協同包商的態度，讓開發處在昨天1/8直接以怪手和拆除工具，拆掉了這個具有紀念性的陶藝工業地標。儘管沒有什麼人對於這個窯的有印象，但至少已經有古蹟協調的成立，結果傳來所謂的城鄉開發處將這個古蹟夷平的消息。苗栗的觀光局竟然還是個「國際觀光」局，舉辦的是卡列拉斯來台演唱會這樣的活動，把在地的文史資料當作不重要的活動拖延以致造成被開發處損毀。如果開發是官員認為必要進行的，民眾自然有一把「該作的是什麼」的尺度。

令人憤慨的事情同時出現在公視的預算被擱置。儘管已經在各方壓力之下，預算得到解凍，但是立法委員要求在預算項目中得到主管機關的同意，如此已經完全違背公共媒體的性質。以此而言，公共媒體成為主管機關審議的代言機構。根本沒有公共性可言。

這些問題暴露了台灣長期對於公共與媒體獨立的理解的缺乏。這樣的缺乏導致認識自我的偏頗。我在這其中，發現沒有人能夠跟我說，為什麼公共電視必須是獨立在預算之外的，因為許多人知道現有的公共電視預算也並沒有透明的預算表現。如同親綠與民進黨的關係，無法切割，失去準頭。
好久以前的牢騷，現在放出來，為新的一年作準備。

一個問題的暫時放下

上週五到台大，去給生平第一個在人類系的正式演講。不過這個演講，受到我最近研究狀況改變的影響，不太成功。我把這次的題目訂為「從作物到燃料--台灣農業技術政治與社區發展的人類學觀察」。對我來說，想要把這半年以來台灣在發展生質燃料的政策和實作社區，對於使用的技術和策略上有些整理。因為我的題目在先前的規劃上，是處理分子生物技術以及工業轉換農產品的方式，在目前以農業生產的社區，能夠帶來什麼變化。

我以區域政治對於全球組合的想像開始，同時談到技術殖民環境對於農業運用的例子，如何為當前的生質燃料的使用鋪陳路線。進一步討論，農業技術如同醫療技術一般，從田間觀察，農場規劃，到實驗室研究的角度不同。主要的生質燃料觀察例子，我用了社區，實驗室，還有公司三個層面來看。不過我太著重在講這三個層面的發展階段以及可不可行的效益評量，對於每個類型發展的社會脈絡介紹的不夠詳細，反而失去了我原來希望談論「實際操作者對於技術的接受方式如何轉化為信仰與身體感知的非技術層面」。而實際上，這三個例子代表的是在生質燃料這個領域不同的層面：社區例子，代表的是在生產原物料的政策發展問題；實驗室層面，是在轉換技術上使用的觀點和相關技術；公司層面，是關於政府與投資者在規模上的遊說和協商過程。這些問題都應該要單獨討論，而我原先想以台灣的生質燃料發展引伸到農業技術與政治策略的討論，只能夠很片面的描述這個現象。

會後，幾個與會同學以及邀請的童老師都給了我很好的問題。有同學問，我在過程中所談的農業技術的技術層面到底為何，是純粹指種植，育種，還是包括農機，肥料，農藥，任何與作物生長與收穫有關的知識都算呢？而在這個脈絡底下，國家的生質燃料產業，與地區的有機農業，對於技術的理解與傳播是否不同。我的確覺得這個問題很大，而且打中我沒有處理的模糊地帶。我只能說，原先我以為的技術，應該綜合一點說是知識，而知識如何操作以及對誰開放，的確和政府的政策有關連。這方面要嘛我要仔細釐清，要嘛要做切割。另外有同學問，社區經驗的例子不清楚，且這些例子如何反應台灣搖擺的生質燃料政策也沒有被談到。的確，對我來講，現在最糟糕的是，原來做能源作物種植的社區都停擺了，把能源作物當作社區發展觀光賣點的社區也把這部分切割給廠商了。而這些人的種植層面，和農業技術的轉變其實沒有什麼關係，所以社區的模式空洞了起來。這變成這個計畫的致命傷。所以我能夠進一步談的非常有限。童老師問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是我原來在訪問時沒有特別注意到的。她認為，農人對於自己種植出來的東西應該有一些延伸性的情感，身體的勞作換來的產出這樣的連帶感很強，而能源作物又不能品嚐。於是她問農人們對於把作物做成燃料這件事情，有沒有任何倫理性的討論？這方面我之前在簡短的接觸農民時還沒有直接問到，但是這個問題大概是這裡面最最人類學的問題。我發現我的觀察一直被各種「技術」的想像所掩蓋了。另外一位同學也提到，如果把農業技術人員（我裡面提到的一些重要知識傳遞者）當作傳教士，農民種植不一樣的作物或者使用不同的技術是一種宗教的改宗過程，那麼農民如何接受這種宗教的變化？（她還指出有社會結構以及組織論的兩種模式，生質燃料的發展似乎都缺乏）這也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如果技術的改變是改宗，那麼我的回應是，神蹟是不是應該要天天發生，使得傳教士可以常常去解說他們引入的新宗教。對於神蹟的展現，什麼是可以拿來展示的，的確也是可以討論。最後也談到，從日治時代就已經熟悉的種稻技術，如何仍然可以稱為「有技術」在裡面的觀點，這也重新回到我對於農業技術的定義。

而在這次演講之後，我正式地把生質燃料的討論放下。現在目標先以兩個有機米和蔬菜種植的社區為例，來看「技術轉變」的過程。不知道原來期待我做這個題目的人怎麼想，不過我計畫把這部分的討論將來當作整個論文發展的最後部分，如果可以連的起來的話。現在，就暫時把他放下吧。

APEC與WTO之關連

晚上在綠陣的新辦公室，簡單地聽了台灣經濟研究院的洪財隆先生講台灣參與APEC的狀況。綠陣的朋友因為讀"Whose Trade Organization"這本書，於是對於台灣所參與的經貿合作組織有興趣。於是請台經院的副研究員來談談APEC組織到底作了些什麼咚咚。
APEC是台灣在亞太地區正式參與的國際經貿組織。但是APEC只是一個單邊主義架構起來的平台。如洪先生說，充其量，是個「協調式單邊主義」各國在其中進行貿易自由化或結構改革。但是為什麼要參加？因為這是一個得到與他國互動的舞台，並且藉由這個平台取得沒有參與的國際組織的訊息。洪先生說對台灣而言，APEC是個得到其他如IMF或者是World Bank相關訊息的場所。不過我疑惑的是，在這種場合（或者相關的會前會）得到的訊息，有多少是可以被台灣控制的？
既然APEC式單邊主義的形式，何種架構是雙邊主義以及多邊主義呢？在歐盟形成共同市場的過程中，就是以雙邊主義的方式進行的。比如關稅同盟，其間並不一定表示兩國或多國間沒有任何關稅障礙，只是表示在這個架構裡的國家，對於他國都以同樣比例的關稅行之。另一方面，歐盟最後形成了共同市場，只的是在生產要素上都互相流通：不只是可貿易的市場，還包括資本和勞工。因此，如果台灣要形成所謂的「兩岸共同市場」，出現的問題也不只是貿易平台的部分，還包括是否承認中國學歷以及平等引進勞工等問題。
另一方面，APEC很明顯地當然是美國希望參與亞洲事務所創造出來的平台。因此美國在使用APEC的時候跟WTO進行的多邊主義就不同。WTO多邊主義的前提是，成員間的約定是要訴諸法源確立的，但是APEC的情況不用。因此在APEC之下，美國還是可以使用攻擊性的單邊主義，比如301條款，或者是460條款（關於農產品輸出的規定）。

洪財隆先生也提到，其實農產品在十九世紀的貿易自由度，比在二十世紀還高。雖然二十世紀的貿易可以行使到更遠的地方，但是因為種種關卡，其實自由交易的部分，其實很低。另一方面，WTO目前的困境是，將昨日的成功建立在今日的失敗上。因為過去已經將容易交易的，具有固定差距型態的貿易項目作了交換（比如用農產品換工業產品，再用工業產品換智慧財產權產品）。等到現在要進一步作交換或者協商時，發現已經沒有任何可以作為「貿易」的項目了。因此出現在服務協定方面沒有進展的狀況。而老實說，這種沒有進展還是好事，如果進展了，又是另一種向未來借貸的交易。

最後，台灣應該走什麼樣的自我定位？怎樣都好，就是不要跟中國一樣，變成中國的一省。「如果台灣有的都跟中國一樣了，中國還要你幹嘛？」另一方面，台灣目前面臨中國不斷圍堵可以進行雙邊談判的困境，馬政府卻認定因此與中國的貿易協定才是唯一的路。這樣的狀況，洪先生認為，不就是別人把所有的路堵起來，只留一條單行道；而主事的人還真的認為，單行道是正確的道路。起碼在經貿上，台灣的定位如果走向中國工廠的小廠區，將沒辦法在國際平台上再施展任何力量了。

再怎麼野蠻，也不能亂報

前幾天才看到報紙上有個「花邊」國際新聞，說道新幾內亞Gimi一帶的婦女，因為長期看到男人的部族征戰，所以決定把自己的初生男嬰殺害，用這種被動的悲劇行為來回應命運的無助。

當時看到這個消息覺得很誇張，而報紙（還不只一家）慎重其事的把他當作少見的「國際新聞」來報。這本身有很多問題：首先，對於新幾內亞部落文化背景的實際狀況不瞭解的情況下，這種舉動的報導像是一種「民智未開」的世界搜奇。再者，婦女們也許真的有殺嬰的舉動，但是對於男人的世界真的只能用這種悲傷而訣絕的方式回應嗎？我有疑惑。再三，這種報導的來源通常是國際媒體，但是為何選擇這個新聞而不是其他呢？哪個媒體選擇放這樣的消息呢？

今天就看到，Savage mind上新幾內亞人類學家的回應，基本上認為這是傳媒對於新幾內亞想像的拼貼與複製。對於當地真實的狀況，不但不瞭解反而更扭曲。其中還有另一位環境人類學家Paige West的回應。
請見：Male infanticide in Papua New Guniea? Get Real!

晚一點再來增加對這個新聞的想法。

第二次離開銀川米

第二次離開銀川米，在田地間的火車慢慢駛離。

老農夫一早走向昨天主婦聯盟借用的田地，看看他的田地是否仍然完好。其實他的139號田還沒有真正成熟，他說大概只有七分，稻穀根部的地方仍然呈現青色。大概再等七天，看看是不是完整可收。昨天預先播下的田菁油菜，因為不會影響到已經結穗的稻子，所以沒問題。我問他是不是要走稻田裡的水邊看水，他說不用，只試看看在田邊豬圈裡養的山豬是不是還好。山豬的糞便可以直接發酵後做堆肥利用。老先生說今年天氣的關係，139的米都要大概五個月才成熟，比以前晚。緊鄰銀川農場的農地上種的越光米，雖然是日本的快熟米種，因為不太適合台灣氣候，也要三個月才能收成。不過兆鉉叔叔種了兩次，收成都只有大概四成，不能算成功（越光米的種怎麼來的？）。
他也算住在附近，和賴家只能算遠親（姪子有跟賴家人作姻親）。不知這幾家之間的田地關係是怎麼使用的？

昨天跟兆鉉談。從農場經營談到作有機的轉變
主要先講到，我想要作什麼題目。我說，是關於稻作技術在農家使用的轉變和跟農業技術單位的關係。我說，比如說農場以前作農藥使用知識，到後來作合理性施肥，以及育種推廣的業務。兆鉉說，其實要作有機，稻作和果菜差很多。果菜很麻煩，因為沒辦法不用任何技術。他天生就不是容易產生的物種。如果從生物性防制來看，這同樣是走技術路線。如果說農藥是一種防制，那麼現在說用生物技術，卻沒有找到植物生長的趨勢，實際上是走錯方向。你等於是用效率比較不好的技術來取代原來的技術，終究還是依靠技術，卻沒有找到農作生長的實際方向。有機應該要順著植物怎麼長來作，才有辦法作的久。

（不過是不是，在田裡面的實作，也有很多機運的部分，因為每次以相同的方式除草，下肥，覆蓋，能夠得到的成果都不會相同）。

兆鉉很感謝無毒農業對他的幫助。他說一開始花蓮縣選定三十個示範農戶，他就是其中之一。一個縣政府願意用原本已經不足的能力，努力去推廣在地的農產，是很不容易的。因為包括每個月的驗證過程，每期結束的稽核，都需要人力去處理，縣政府願意為品質把關以及背書，這都不容易。這是為什麼他願意在杜麗華出來選縣長的時候，出來挺她。儘管另一個有意競選的人傅崐萁受到黨部很大的支持，兆鉉說他就有力量發動班員將近兩百人全部入黨，為了支持杜麗華這一邊。

稍早的時候有富南村的村長來跟他收帳，因為田區在兆鉉的班裡面，所以也算是他的班員。但村長就比較依恃其地方權威，與兆鉉對談時常用比較「政治性」的語言跟兆鉉來往。比如會用補助款來跟兆鉉討價還價，會調侃兆鉉可以去選另一村的村長他也會抬轎（兆鉉故意說，所以你希望我選「鄉長」，那你要幫我抬）。

兆鉉說他會是情況給班員補助款，因為有機本來就很難重出一般慣行米的產量。但是以前他是在收購後視班員的情況，來給予補助，但是現在許多人會在收購之後，主動就來說項。兆鉉說他自己在無毒那裡常常會遭遇到困難，比如說上面會問，你如果要補助農民，那我就沒辦法補助你的器材，要選一項。
（村長自己今年也買了一台洗米機，所以他還是有在自己作，只是田區有部分在兆鉉這裡，因此由兆鉉收並且賣高價）

銀川的米價一般比外面高上多少？還沒問過，不過應該要問他的班員比較清楚。

先前在秤米作業的時候，兆鉉有解釋穀車來的作業流程。他們會要求農友一定送濕穀來，因為外面的烘乾場在怎麼清理，我們沒辦法知道他到底把米廠清的怎樣。會不會有農藥殘留？所以一定是送來這裡才烘。穀粒倒進烘乾機後，他會用小盆（大約一公升容量）呈上一盆穀，直接拿進檢驗室裡，作水分，礱穀後辮色，以及收藏樣本供稽核用的目的。水分通常在25左右，如果小於20%，就表示已經太老。在收成的時候，如果太老沒有收，穀子會乾掉，味道就會改變。在礱穀之後，用目視大概也可以看出今年的收成如何。變黑的就是受到病蟲害，有些還太青。好的顏色是淺米色有腹白，有些米呈褐色，兆鉉說大概也有百分之一會有天然性的變異，所以他們會跟原種米看來不同。

美智說因為明年食品加工的部分有機需要另外認證，所以目前他們作的有機米粉就沒有辦法再繼續賣。還需要自己去申請到ISO9001的工廠標準。她認為這樣的工廠設計是有必要的，整個工作應該要走向更進一步的肯定。只是認證對他們來說還是可以承受的過程，但是每一筆藥毒所的檢驗就要4500，也不是一般農民可以負擔的。美智自己對於有機就比較從信仰引到的角度來看。她覺得要有那個心才能夠把事情作出來。如果只在技術價格上計較（雖然她知道農民主要也從價格上才會參與有機米的產銷），她沒辦法一直做下去。


如何學習農人觀察稻穀的方式？我應該快快到田裡去走走。

田園將蕪胡不歸？

昨天帶Nell去看醫生之後，掛念著只有在網路串連，大眾媒體，以及草莓運動之外的生活，開始變的非常無趣。我發現我已經有一段時間只有在想像中作研究，這真是非常糟糕的狀況。

當時正在想什麼，一週還有一點時間需要被之前工作的地方牽絆著，卻沒辦法看到更大的格局和更清楚的未來。
我在三籓市的港邊，跟自己說，應該回到該走的軌道了。

每天一則中文和英文的blog，再一次給自己一個目標。

生質能源的社區模式

前兩天在東華和蔡老師談，一方面也藉機會瞭解他在鳳林方面的研究狀況。一開始我們在餐廳裡談了一些，關於把花蓮山坡林地的疏伐林的木材進行能源再利用。他提到前陣子台糖的山坡地為了「固碳」的目的，種了很多樹。但是因為每公頃種了約百棵，過於密集，現在過了四五年之後，一定要開始疏伐。但是這樣的木材其實又太小，不適合作商用木材。他們現在想要訪「木材乾餾機」，產生biogas，來作發電機組之用。這個用途正好跟我在屏東碰過的氣化爐用途類似，他提到在網路上曾經看過2mX2m的器材。也許可以幫忙搜尋看看。另一方面，他也提到，在鳳林的許多器材，都是以當地可行的簡單方式設計的。例如煉油機，作的是最簡單的隔水加熱式（其他還有攪拌式，有點像冰淇淋店裡面的器具）；另一方面，也在設計怎麼和社區的活動結合。他提到，希望將鳳林當地的學童午餐，以花蓮就地的有機農戶供給。雖然這方向應該違反西部運輸的市場價格機制，但是對於地產地銷，以及農戶的地方支持系統，能夠由學校方面進一步落實，是很重要的。

我目前進行的主要是新型態的農業技術如何與跨越幾個不同的社會層面。這也包括了三個不同層面對於農業技術的新想像：社區層面，實驗室層面，以及公司層面。公司層面以及實驗室，我所要接觸的東西都比較是策略的使用以及技術知識的區隔。但是社區層面，因為農業技術的社會端還包括實際使用與執行者，所以會有不同的意義。

蔡老師認為，在社區裡面進行生質燃料的計畫，不在於純粹需求燃料在經濟價值和能源自足上的作用，也不在於與國家政策資源的交換價值（比如補助），而是在怎樣活化社區所得到的附加價值。所以他們的設計一直導向與社區的相關活動去推行。比如，生質柴油在家戶使用上可能不太容易，因為一個柴油爐要來燒菜，不如一般瓦斯爐，要花上兩分鐘左右點火。但是對於小吃店來說，一點起來就可以用個數小時，並不會造成時效上的困擾。而且小吃店的設計，一方面招攬顧客，一方面對社區的綠色模範進行觀光推銷，可以結合理念和實用的效果。他也提到，可能之前節能減碳喊的多了，反而地方的人會覺得這些計畫都是「政府要的」，而減低了社區真正參與的動力。他希望的是，讓這些效益回到social care的部分，比如社區老人照顧的愛心餐，以生質燃料為原料來煮，才能夠讓社區的人把「奇特的技術」換成對社區有意義的活動。這部分我是非常贊同的。

每部電影都有中心畫面之「海角七號」

每部電影都有一個中心畫面，而這部片的這個畫面在最後一幕


海角七號，這個名字從今年六月斷續出現。起初我以為是某個新開的遊樂園或者建案名稱。直到最近才發現這是一部電影，而跟我推薦這部電影的人，是我在東門教會的好友HY。我好奇平常比較在意社會議題的HY，竟然會跟我推薦一部「流行」電影。好奇心殺死一個人的錢包，不顧星期天下午的全票票價（結果沒有發現在網路上預購，還可以得到電影音樂CD...），就跑去西門町看了這部片。
日本在台灣的殖民歷史末期，成為這部片的開端。劇情是由兩個軸線發展出來的，中間隱約互相關連。一開始觀眾就看到一艘舊式蒸汽大船，在海上航行茫茫不知所以。這個畫面在（敘說故事但隱形的）男主角簡短的獨白後，跳到不滿台北現狀而摔吉他回恆春的現代青年。兩個青年，兩種離開上一段生命的告白，在電影裡慢慢發展出對於另一個女孩的告白和懺悔。

故事的好在於，兩個軸線互相獨立卻引人期待。日本教師60年前的情書，到底會不會回到當年當事人的手上？現代情境裡以日本樂團為伏筆的表演活動，到底能不能展現本土樂團的功力，並且湊合一對原來是冤家的現代男女？這樣的對比與聯繫，看起來好像各有故事，台日青年角色互換；不過我對於這兩個敘述軸線引發出來的慾望交錯，卻更有興趣。

兩個敘述軸線都存在著日本殖民影響的幽靈，而當代故事表現的反而比殖民時代的未完成以及不可能的故事要鬆散凌亂。這樣的對比，有些觀眾認為台日戀情的故事線與現代交纏過雜，或者電影前半段鋪陳恆春小鎮人情事務過於瑣碎，也有人認為殖民地愛情的敘事軸線單薄且過於簡略，無法引起共鳴。這兩部分其實正呼應著殖民記憶出現的不自覺(involuntary)，以及對殖民經驗陳述的過度簡化。電影能夠多所著力的部分，是當代的人際互動以及對於多元混雜的融合企圖。然而，殖民歷史的敘述軸線，主宰了觀眾對於劇情的慾望（希望看到這段殖民地感情發展的前因後果），削弱了對於當代多元議題以及互動的期待。不知是編劇有意無意的巧合，這樣的發展矛盾正好對照當前台灣在集體認同上的對比：過去的認同單一而帶著未完成的慾望—以日本殖民者對臺灣風土的想念形成的自我認同；當代的認同多元活潑卻缺乏清楚的參與指標—不同角色的活動帶來分歧的想像空間整合不易。最後一個段落，觀眾在殖民地故事的期待終有結果時感到欣慰，而當代故事的結局形成另一個未完成的期待，第二故事軸線的慾望在此才大致形成。

在看了藍祖蔚先生的評論之後，我才知道這部片另一個重要的意義是對於電影道具技術的實驗與掌握。臺灣電影好久以來的拍攝，都沒有對大型道具的實驗以及鏡頭剪接的設計。海角七號因為主要敘述發生在返回日本的蒸汽黑殼船上，因此重現一個當年戰敗國緩緩離開原殖民地，返回北國的轉移空間，是必要且令人期待的畫面。船上的返國日僑一舉一動如同凝結在歷史裡的角色，每個人都可能背負了某個故事。道具船的拍攝，從藍祖蔚先生的觀點來看並沒有非常成功，我不知如何評判；但是此船承載的虛擬敘事空間，卻非常強烈地吸引著想像第一故事軸線的慾望。就此而言，我覺得這個大船的道具拍攝，是成功的。

但是，以劇情的鋪陳來說，我覺得最後一幕的中心畫面卻是令人失望的。梁文音飾演的中學女生穿著過於厚重的衣物，在岸邊不甚積極的尋找即將離開的日籍老師；她的出現反而增加了畫面的矛盾（是個有錢人家的女生嗎？還是導演的現代想像？）。而日籍老師在船上不願意（不敢？）被女生看見的畫面，與現代青年阿嘉的自我中心，似乎有類似的意義--男性在這種跨文化的感情裡面，始終是個被動的主宰者。他是被動的，卻主宰了感情的走向與敘說的能力。

於是這部電影，為了男性的中心畫面，畏縮地，回溯地，說著史前的故事。

青松並不輕鬆的農作分享

上星期六，在Youth Hub聽鼎鼎大名的共同購買經營者，穀東俱樂部田間管理員，賴青松先生演講。這場演講是綠色行動聯盟邀請的演講，題目沒有設定得很清楚，只是請了青松來演講。原以為他會講一些穀東運作的模式和實際需求，或者應聽眾之邀講一些在種田或者與穀東互動時的一些問題。

會場上發現這並不是預設的演講目標。實際上，他和主持的綠盟前秘書長算是學長學弟的關係，因此一開始說了很多他們當年怎麼開始碰觸環境問題的背景。在此之前，我並不知道賴青松是念環工背景的；也如同他所說，在他原來念大學選志願的當時，為了離開家鄉選了成大，但是卻不覺得環境和工程應該連在一起！於是念到一段時間，他開始參與南部地區土地與水質測量的工作，並且瞭解到家裡原來坐的汽車皮椅加工生意，雖然撐起了家中的經濟，但是卻是用對於土地的污染影響換來的。

另一方面，他小時候因為父親生意失敗的關係，曾經有一段時間在台中縣一代的鄉下與祖父同住。以他的說法，就是那種好像有人把你從二十世紀，直接丟回到十九世紀的感覺。晚上如果需要把你挖起來撿菜、餵豬，就只能乖乖的去做；上廁所是沒有衛生紙可以用的。青松提到這樣的經驗並沒有嚇唬聽眾或者是自我誇耀的企圖，只是如實的陳述著就在二十年前，台灣的城鄉差距還是有很大的一段距離。

最主要的，是在大學畢業之後，他如自己所願的，想要開始做與自然接觸，跟環境教育有關的東西。一開始做過小朋友的夏令營隊的帶領者。工作可以接觸自然，又跟教育有關，非常適合他。卻在營隊結束之後，覺得山林靜的可怕，似乎沒有真正與自然實際互動的感覺。後來因為家庭需要，他甚至曾經飛到新加坡，去為父親的皮革市場的商展作地區經理。但隨後馬上就發現，他的真實生命感只有在田園裡才能發生。他回到台灣，開始尋找真的可以在自我和環境間協調的生活方式。在主婦聯盟的共同購買區域經理的職位，他找到了這個模式最接近的一次經驗。在共同購買的理念裡，物流和金流都可以做到，但是再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情流」卻很難出現。他自述在自己身上，有一種失速飛行的神風特攻隊，會把事情做到過頭的因子。平常的工作只是在台北辦公室編輯週報，但是他卻在週末的時候多花時間幫農民運送蔬果等需要時效的產品。在主婦聯盟期間，他還到日本進修法學。在台灣經歷了十九世紀，卻在日本又一下跳到二十一世紀的擁擠環境裡，他確定了回歸田園的生活還是他最想要的。

結果一次載運送貨品回台北的時候，在交流道附近差點失速打滑的經驗，讓他感覺到自己沈浸的是一種「夢想」，而不是實際的接觸。環保理念的實踐侷限，最終來講，可能讓自己成為一種理念下的棋子。不久後他辭去了主婦聯盟的工作，尋覓田地，開始想要作一個真正的田間管理員。

穀東起始的困難在這次分享裡沒有特別提到。但是三年左右的時間，他碰到穀東成型後的問題。對他來講，他可以驕傲的宣稱是臺灣第一個讓人覺得務農是持得尊敬的職業。但他確認為，是用自由交換了尊嚴和風險的可能。在穀東俱樂部的模式裡，田間管理員除去了風險，因為穀東會收購產出的物品；但他認為，這樣卻失去了自由。一個例子是，有一次為了一個已經答應好要作的六分地，但因為剛換過地的關係，發現播種之後雜草過多。青松花了整整三個禮拜，每天從早到晚除草。如果是自己作的田，他認為他可能就把苗耕回去，這一期不作了。但因為這塊地是穀東的託付，所以他還是不得不把這一塊地做完。這樣的交換，是用勞作交換了誠信，但是反而沒有了自己的餘裕。

最後重要的一點是，穀東方式累積起來的意義，是將消費者轉變回當事者。以前用金錢購買替代品的滿足，穀東必須親身付出才能得到--這是一條身體力行的寶貴路線。退一步來說，穀東的效果其實是先行兩步的火花。現在農村的價值，應該從農產品的價值，轉變回農事的價值，讓參與者真正交換出自己的勞動所得。這是最主要的一份收穫。青松是個天生的說故事好手，因此在訴說到自己的問題時，能夠用非常精準而個人風格的詞彙來描述。講完之後，並沒有覺得他因為這些問題而想要放棄，反而是慢慢地，更精確地找到自己的風格。

我一定會，再去找青松聊聊。

CSA農村工作坊部分心得

回程路上，與馥君交換作有機農民研究的心得，知道關於有機農夫怎麼開始決定要作，以及有機農業的三種管道，大致如下區分：
第一類，以理念投入的新手個人：走個人品牌行銷方式
第二類，曾經是長期的慣行農夫，因為特殊因素（通常是農藥災害）而改做有機，有些走的事農夫市集的路線（為何無法以其他方式作通路？）
第三類，在有機認證通路下的農場，跟小農之間的關係為何？

因為我關注的是，對於技術的接受與使用與否，在農民生活理的角色。馥君提到，慣行農民對於技術的微小變化其實很認真在意，常常許多人待在農藥行附近，把當地作為彼此交誼的地方。因為農藥出的新藥可能可以嘗試後，在試驗操作中得到新的心得。以賴青松所言，有位宜蘭的農民，甚至對於機械操作之精密瞭解，使得日本設計公司會以他為第一位新設計之農機的試用者。這些都可以接著瞭解技術對農民而言，到底有些什麼意義。

與瑞紅和建泰的對談，主要在關於農業媒體對有機農業推展的幫助。雖然建泰認為，可以從飄鳥與園丁計畫當中，大約十分之一的參與者，先就已經有的有機栽種知識，或者有機農戶的資訊作資料輸入上網的累積。但我覺得，農業媒體需要的是動態連結，而較不是維基式的靜態趨向媒體。但是到底要如何切割，界定務農知識，其實很不容易。並不如在農業試驗所裡，一個個實驗室操作知識一般。另一方面，需要思考的部分還有，在網路之前的資訊分類，以及把相關訊息導入網路的規劃（有點像「動線」規劃）。現在要思考，這裡要作的事情是哪一種？是如同觀光旅遊網一般的資訊分享連結，還是百科全書網的資料庫存，還是網路雜誌一方面推出當月主題，一方面給參與者作互動分享的空間？這部分需要有實際農務種植經驗的人，一起加入來討論這個部分。


照顧的農業持續和慣習性，也不容易由CSA的共同股東替換。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需要的是核心工作股東管理資金與產物，在地操作農人可以專心工作。第三個力量，則來自於對於橫向的資訊連結。可能是各地區有機活動的分享，串連，農民市集的消息，或者是田間伺服器的紀錄數據。第三個力量，對象是誰？要怎麼作？是目前問題。例如青松，就因為除了自己務農之外，還需要處理股東來訪的雜事，據說已經決定不繼續股東的模式，而改用自產自銷。這樣的轉變和其中透露的訊息，應該是規劃CSA的模式時需要考慮的。

然而農人本身並不想，或者不習慣，針對其農產的狀況，持續進行文字記錄。對於如何將農務活動最需要被轉換成文字的身體活動，反而又不利。是否在我們作農家觀察記錄的同時，想想哪一類的文字，哪一種資訊，是最容易被農家使用還有接收的。

目前想到的是這些。

抵抗土地不合適利用的單兵徒手教練

好久沒有寫東西了。明後天要去美濃，希望可以激勵自己寫點東西出來！

剛剛看到twitter上的retwit：漂浪島嶼，山神之怒
有些事情想要寫下來提醒自己。

現在大家在公民媒體，或者有公共意識的環境報導。閱讀者也因此而對BOT，外包國有地的問題進一步瞭解。但是要怎麼處理這樣的問題？怎樣才能夠改變國土規劃與國家扭曲的觀光政策？

不只是飯店，還包括對於娛樂類型的開發（各種冒險樂園，鳳林的馬太鞍飛行娛樂公園--塔古莫祖耕地，大鵬灣的高球場--我小時候嬉戲的潟湖區），這些地方到底有什麼方式可以串連去阻止他被利益團體開發？只有一個接著一個的單筆行動？

這個問題，越來越迫近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伊東豐雄在台灣

上星期六趁北美館免費，去看了伊東豐雄：衍生的秩序展覽。才發現這位即將影響臺灣許多建築地景的建築師，包括高雄世運主運動館，台大社會科學院新館，以及台中國家歌劇院，都將是這位建築師的設計。

台大的社科館設計，是我最care的，因為即將出現在我會常常造訪的環境裡。主要的問題在於，一方面綠色雲狀的屋頂，如果透光不好，從外面看很漂亮，但是室內可能很陰暗（這是我看他的多摩美術大學圖書館的感覺）；另一方面，這個建築即將佔去許多許多後面現有的開放空間，不知道實際對於景觀的影響如何。

在網路上找到不同的資料，討論有爭議的部分，以及另一個介紹。

馬蘭社印象

這是一幅昨天在北美館看到的台灣旅遊八十年展的圖畫。圖面看到的事七十多年前馬蘭社的景致。放在這裡，遙想我在巴黎孜孜矻矻的黑米老弟。

原圖在這裡找到的



馬蘭社印象

村上無羅 1934
　　馬蘭社位於卑南（臺東）西北，依宮本延人的看法，屬於阿美族所分布五區中 的卑南阿美族。參照昭和八年（1933）大園市藏所著《現代臺灣史》可知：從昭和 六年底以來，全臺有三八三○四二頭牛（幾乎每戶農家有一頭牛），其中水牛數量 最多（有二九六○五八頭，佔百分之七十七），其次是黃牛，與印度牛。當時印度 牛有四百多頭，是自英領地印度輸入後所改良的品種（與黃牛交配的品種）。而依 印度種來臺的不同，在改良後的用途上又分為肉牛與乳牛兩種（肉牛不但肉美，也 適用於農耕；至於乳牛，一時還在畜養實驗階段），其中臺東廳便是當時畜養印度 肉牛的地方之一。雖然原住民畜牧印度牛的狀況如何在昭和八、九年時並不清楚， 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在大正十二年（1923）的時候，原住民已經開始畜牧印度純種牛 及印度雜種牛（應該就是改良品種），不過印度純種牛的畜養情況一直沒有起色， 數量逐漸減少，反倒是印度雜種牛逐年繁殖增加。
　　村上無羅把卑南馬蘭社的印象剪輯成一幅快樂農村的景致。有蘇鐵、有檳榔樹 、也有木瓜樹；有印度牛、有阿美族、也有日本人；有中央山脈、有台東平原、也 有祥和無比的氣息。理蕃的日警悠哉地閒聚在牛車旁，或是在聊天、或是在偷閒， 三人只佔了畫面上小小的左下一角，不過卻不能忽視他們，因為他們是施澤者也是 操控者。
　　日本人獎勵卑南地區的阿美族原住民畜養印度配種牛隻成功，可說是理蕃政策 在臺東落實的具體成果-這就是讓村上無羅印象深刻之處。作品從畫家眼中所見原 住民從事生產活動，富於鄉土情調的一面出發，卻也肯定地回應了統治者理蕃政策 上的成果。（劉學穎）

「工程創新、再生能源與台灣的適當科技」研討會心得

5/18早上去參加，台大社會系與永續智慧人本住家計畫，智慧家庭科技與創新整合中心合辦的「工程創新、再生能源與台灣的事當科技」工作坊。議程介紹如下：

在1970年代開展的適當科技（appropriate technology）運動，主張科技的發展要適合社區生活，並延伸了兩種路徑。在貧窮國家的適當科技，強調低資本、採用當地資源，能由社區居民所掌控與維修，並促進社區互助，與環境共榮。在富裕國家，當時的適當科技運動則著力於再生能源與永續農業的發展，促發先進國家的科學家與工程師投入相關科技的研發。進入二十一世紀，特別是全球對於再生能源的積極鼓動，適當科技的概念有什麼新修正、新取向？而不同路徑的適當科技似乎在台灣匯流，無論在地方社區還是大學的實驗室，這些再生能源相關的工程創新案例，能帶給我們什麼啟發？其他小而美國家的永續科技發展，又能提供台灣什麼樣的適當科技前景？在這場「工程創新、再生能源＆台灣的適當科技」工作坊，工程科學、設計以及科技與社會研究（STS）各界將透過深入交流，期許共振出更多適當科技的思辯與實踐方向！歡迎各界朋友參加這個跨領域的盛會。

8:30—9:00 報到
9:00--9:20工作坊引言：什麼是適當科技？STS的觀點
主持人：劉佩玲（台灣大學應力所教授、智慧家庭科技創新與整合中心主持人）
引言人：吳嘉苓（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9 :20—10:50 適當科技的在地案例
主持人：顏家鈺（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報告一：捕風社群：一些台灣素人風力發電實踐的案例
報告人：陳信行（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副教授）
報告二：技術創新與台灣的太陽能推廣
報告人：黃秉鈞（台灣大學機械系教授）
報告三：適而不用的科技？從台灣作為太陽能的生產大國與消費小國談起
報告人：陳惠萍（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
回應人：陳俊杉（台灣大學土木系副教授）

10:50 – 11: 10 茶敘
11: 10--12:20 圓桌討論：小而美國家的永續科技
主持人：傅大為（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教授）
引言人：楊鏡堂（清華大學動機機械工程系教授、行政院能源政策及科技發展指導小組 能源計畫辦公室主任）
胡湘玲（汗得學社（HAND e.V）負責人、德國魯爾波鴻大學東亞研究院研究員）
陳玲玲（台灣科技大學設計學院院長）

12:20—1:30 相見歡午餐聯誼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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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個令人興奮的工作坊。對我來講，接觸STS只是因為論文題目轉換之後才開始。STS的工作坊越來越有意思，針對的是工程界與社會學界在設計與使用以及永續觀點上的對話。這個工作坊針對的是再生能源，節能設施上面的設計討論。
吳嘉苓老師先針對什麼是「適當科技」這個觀念作討論，主要來自E.F. Schumacher的「中級科技」（intermediate technology）。在開發中國家的成功與民主意義來說，這個觀點的出現對於大規模的科技投資，以及「先進科技」的想像，都帶來反省的觀察。對於中級科技的掩蓋在於，另一位Sch先生，熊彼得先生觀察，開發中國家仍然以追趕西方國家的先進科技為主，而非發展中級科技。另一方面，許多先進科技，最後成了一種生活風格的「展示型科技」。這類科技帶來的多半是對於高級生活的想像與推進。有如科技裡的豪宅，只有少數人可得，卻花費掉大部分人生活裡隱藏不見的成本。因此在台灣的模式，是不是應該重新思考公民參與的多重模式，以及推動「從搖籃到搖籃」的設計理念，值得注意。最後她也提到一個在窮人銀行微型信貸裡使用的例子：就是Grameen shakti在農村推廣設置太陽能電版，一方面增加社區工作機會，一方面培育女性工程師與維修人員。這是孟加拉對於新科技在社區參與運用上的實例。

對社會學的人來說，這樣的議題能夠由工學院的人進行實際設計與技術的重新評估，是很需要的一個支持。在陳信行老師介紹了素人風車案例裡面的實際問題與對於適當科技的確切反省之後，接下來的兩個議題都有工學院的教授加以討論。這裡出現的差距是（和我平常在公司裡跟工程副董的討論很接近的感覺），工學院老師們會注意到，如何把技術作最有效益的應用，改變設計，或者是對於實際環境作工程計算所需的評估是很重要的。因此台大機械系的黃秉鈞教授很推崇「搖籃到搖籃」裡面，綠黨創始人回到化學家的角色，去看什麼設計上的問題這個出發點。更進一步，因為工程學家常常都會被政府聘請為大型公共工程的顧問，為了符合自己的良心需求，他們也都會以大工程實際效率的可行性來作評估，因此對於在個人住家屋頂上裝風車這樣的案例就會有所保留，因為對他們來說並不「實際」，無法達成工程效益。但這另一方面，似乎已經隱約地把「適當工程」的定義推向工程在實地設計上的「效益問題」（雖然這也是適當科技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對於工程設計與進行中的「參與性」以及實際操作中的「互動性」就常常會忽略。
陳信行老師的社大風車製作案例，會觀察到來參與設計的人，可能在性別，收入，與實際黑手朋友關係的疏遠等等；而黃教授的討論就會在於，到底如何在台灣已有的住家形式上，置入可以有效利用的太陽能裝置。我覺得，工學院至少在這個層面上已經會多加考慮「設計」與「實用」這個問題（呼應陳信行老師提到「空想科學」裡的低效率與對實際問題的刻意迴避）。但是對於「人」的參與與使用因素，還是有所欠缺。

其後有一位台大社會系的博士生，討論台灣做為太陽能光電產業的「生產大國」與「消費小國」。這個討論是有意思的，不過盲點也不少。其一是，台灣處在全球生產分工的「代工」環節當中，生產大國其實不足為奇，但是消費的部分，需要考量的是accessibility，亦即，一般民眾生活裡有多少誘因，去進行這種產業類別的消費。另一方面，對於生產多但消費少的模式，比比皆是，印尼和中國都不斷的再生產當中，也是其所生產物品理小型的消費國家。那麼，對台灣而言，在「再生能源」或者「先進科技」裡消費不多的意義，到底是什麼？跟中國與印尼不同的地方在哪裡？在文章所表現的「消費」，都是來自於整體累積裝置量的統計而已。但是這裡面其實還包括「推廣」，「訊息普及」，以及「消費競爭」的層面。對於台灣整體在環保材料上消費少的情況，是否有更進一步的分析，值得期待。

最後的綜合討論，我提了一個跟我自己切身有關的問題：這次的工作坊為何處理的再生能源類別裡，缺乏「生質能源」的例子，這樣的選擇脈絡為何？主辦單位的回應與我的設想是接近的：他們原來的計畫是來自於與工學院的STS計畫，因此對於非「機械性」的技術可能還沒有觸及。我想在這方面，可以繼續對話的部分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