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在多數人的沈默中講完中研院的演講，我的題目把我之前搞不定的兩個問題都放在一起談，當然看起來題目也過於龐大「技術地景，社區動力，以及環境倡議的治理：生質能源與有機種植在地發展的分歧動機」
很明顯的我的題目只是為了把兩個問題都放在一起談。一方面是為了讓大家看到我這陣子作了什麼，一方面是為了讓自己有機會想一想這兩者到底有沒有關連。我講得很零散，只是把兩個研究型態理有得觀察講出來。沒辦法作什麼真正的比較。
結果提問的人非常少，主要大家都感覺到生質燃料跟有機種植在與全球化商業規模的關係，還有與農業關連的意義上都不同。但是出乎意料的，幾乎所有有興趣的人都還是暗示（希望）我要繼續做生質燃料的題目。
我對於這樣的建議起初是驚訝，後來理解之後覺得回到自己的困境。這樣一個議題就人類學的研究題材來講，是新奇的，但是我始終找不到什麼討論點去看，台灣的生質燃料發展早夭計畫，到底「有什麼人類學意義」？這是個有趣的農業轉型失敗案例，也可以是個台灣對於全球化環境倡議的一知半解，毫無誠意（如同風力發電廠商的評論）。但終究，我沒有辦法想到可以和之前研究的人類學角度來對話，我附上講稿，裡面後來我找到一篇在講佛羅里達如何和迦勒比海地區結合成為甘蔗種植生產區，扣連上global assemblages（Aihwa Ong and Stephen Collier)的討論，但是台灣在戰後形成的鎖國（靠美）體制，在原物料的區域結合上，並不清楚。而生質作物種植需要大量土地與廉價勞工的基礎上，也不在台灣可以運作的範圍裡。這些是「經濟理性」上對生質燃料的先天看壞。在這個背景下，加上政府模仿式的生質能源種植計畫已經停止（雖然我覺得那代表田野地不再，但討論的人都提醒我，人都還在阿！失敗的計畫反而比較好討論），對於生質能源在台灣的討論應該從什麼角度來討論，才不會落入農業經濟人類學卻又可以與農民經驗連結，我很困惑。我的passion上面還是想「做」生質燃料這個問題，但是思考上找不到什麼出路。
怎麼一直在這裡打轉？
Green for Goo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