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5.2007

Feeling Politics

至於修改黨章,王金平表示,「並非遇到流氓的問題,而是人民感受、觀感的問題,如果人民對國民黨失去信心,認為國民黨也是道德淪喪,那人民怎麼會感動,繼續支持國民黨呢?」

from
修黨章對流氓 王金平:人民能接受嗎?

I am curious about the rationale of this statement. The justification of a party through the capacitiy to move or affect the people is common around the world, but not very common to use it as an excuse except the case in Taiwan. It involves with the issues of subjectivity, sympathetic participation, discourse, and mediation.

This reminds me some similar researches about Tzu-Chi movement. The whole imagined communities in Taiwan are built upon compassion, sentimental movement, and collective recognition, be it politics, religion, or news.

2.14.2007

家書抵萬金

聽媽說:最近你心情不太好。希望你隻身在外能多注意身體,尤其是情緒管理與舒緩比身體更為重要,特別是年青人。人在不如意,情緒陷入低潮時更要注意,我自己和我現在的研究生都有遇到論文挫折的情況,有一位博士班學生種的水稻試驗樣品,連續兩期被颱風摧毀延誤的經驗。想起當你讀幼稚園時,爸也曾經因為博士論文不順利,想中斷學業離開學校,到外面和朋友開補習班的念頭,經過數個月的猶豫與煎熬才定下心來。我曾和媽說過,人生受苦比享樂多,每一個人隨時都有煩惱和苦悶的事。記得去年此時,足足有好幾個月,妹妹為了找工作到處發、奔波面試、或守候電話等回音,心情也一定不好過。遇到挫折,每個人也有不一樣的合適消遣方式,賞鳥或到野外對我相當有效。至於你,也許得靠:聽聽音樂、拉拉小提琴、去吃特餐、常打電話回來、或到健身房去流流汗吧。如果可能,你不妨思考上教堂,我從媽和妹身上感受到,「信仰」確實對她們很有助益。如有意,不妨和媽媽談談。時值寒冬,白雪紛飛,氣溫低下,更加劇苦悶及家愁思緒,希望你自我砥礪舒展,以待春暖花開。

[文摘]好書大家讀--豔歌行

鍾文音,豔歌行(一)

這些年暮冬,雨水出奇得多,日夜溫差形成的霧靄也深,前方城內的樓房燈火全被霧吞歿了。

在無光之城。

你情非得已。

這座城市帶著一種隨興的自我欺騙,不同的人混在一起,就盪出不同的情緒與氣味。你每天都在發現它一些些,也每天都在遺忘它一點點。

你述寫的大約和自己有關,這也是你的中心軸。在這個軸上所外延出去的現象,能被述說下來,你全憑記憶的隨興。比如你一直記得他們—因為他們背後所連結的是你消逝的時光。那時候解嚴拉抬了所有的人氣,諷刺的荒謬的鄉愁一再塗抹隔絕已久的心牆。

儲先生說他本該姓初,他老爹來台灣時發音不清楚又不識字導致他們後代全姓錯了。殷先生說他本該姓應,劇情相似,鄉公所就此寫錯了。達悟人陳銀花告訴你,他們整個島民的姓都是鄉公所亂給的,還有一家人卻姓氏不同的荒謬。而關於本省故事則是因過繼或招贅或抽豬母稅問題而導致的姓氏錯亂。

你的外省第二代男人在隨著探親返鄉見到新建的祖墳時才了然自己一直都跟錯了姓。你一個朋友,他只用民國年,不用西元年。

那年代,住在租窩公社的你們很流行用的家具是懶骨頭。你們生命最大的逸樂也不過是把自己懶成一根骨頭,戀人相纏時光凹陷可以被彈回的懶骨頭,象徵你那些年的感情形貌。

那時有粗魯的太太會打電話問著你:「我老公在你家嗎?」參加聚會有帶著一張撲克牌的臉指著你說:「你坐到了老婆的位置。」(她們不知道某個部分你很中性,並不具真實危險。)

你們剛剛被流行的詞彙「單身公害」所害。

那時這座城市還沒有長出肺來,大安公園還是「愛情萬歲」裡蔡明亮鏡頭下的泥土荒蕪。

有人記憶國際學舍、眷村,你記得附近的狗園和一家汽車旅館。(幾年後,當你為音樂朋友站上流浪者之歌的舞台時,你被巨亮鎂光燈掃射一時恍神浮蕩無主。)

經過一些事,一些流離失所,溺水失溫的生命如何能再燃起沸點?一旦生命河道轉向,那麼所有的往昔所造都頓成夢幻。

2.10.2007

原來鐵船長是被新聞局挾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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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2007

Chiapas Media Project in Oaxaca

昨天在Pitt有場難得的紀錄片放映,題目是
Indigenous Filmmaking AND Political Organizing In Latin America:
Case Studies from Chiapas and Oaxaca A video screening and discussion with ALexandra Halkin, The Chiapas Media Project Juan José García Ortiz, Ojo de Agua Comunicación Indigena

Alexandra Halkin is the founder and inter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the Chiapas Media Project (CMP)/Promedios de Comunicación Comunitaria as well as an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video producer. CMP/Promedios is an award winning, bi-national partnership that provides video and computer equipment and training to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Chiapas, Mexico. Ms. Halkin received a 2004 Guggenheim Fellowship for her video production.

Juan José García Ortiz is currently Program Director of the Ojo de Agua Comunicación Indigena video collective in Oaxaca City. Mr. Garcia was awarded a Rockefeller Foundation Media Fellowship in 2003 for his video work in the Chinanteca region of
northern Oaxaca State in Mexico.

在這個紀錄片放映裡有三個段落。第一段,影片介紹 Zapatistas 反抗記錄運動。如何從一開始是記錄農民和村人的生活層面,到把影像紀錄當作是和當地政府協調的工具。因為政府官員常常無預警地來到他們的村落,帶著公文決議,跟他們說這塊地已經被化為環保區域,並且有原地主的出讓同意,要這些人搬遷。但是官員其實常常是跟地主串通好,把數百年來Chiapas Indigenous people就已經在這裡的事實至於不顧。影像紀錄對他們來說可以是不讓政府的謊言變成只有少數人可以看的紙本的一個擴大工具。第二段,記錄了2006年底的抗議事件,Chiapas當地人要求撤換地方首長,並且抗議新當選的總統對於在競選中承諾的言論自由和民主活動完全只是片面之詞。在那場抗議活動中,許多當地人手持代表和平的鮮花和百合,或者是鏡子面對鎮暴部隊抗議,讓鎮暴部隊看到自己的暴力形象。最後仍有十七人死亡,五十多人失蹤,四百多人受傷。最後一段,是在抗議之後,Chiapas人對前來採訪的美國記者Bradley Roland Will在抗議過程中被政府軍射殺遇難,所做的紀念和默哀活動。這些議題在網路上並不陌生,但是真正看到影像的震撼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例如一開始的政府官員來訪記錄,在鏡頭之下,說話的主控權是在Zapatistas農人這一方。他們堅持,The land belongs to those who work on it. 這讓我想到,從原住民土地爭議來看,一直都以所有權和環境國土權為爭議點,對於「耕者(或獵者)有其田」的概念,一直都不曾應用到台灣的原住民身上。

會後有一個簡短的問答。有人問,到底Chiapas的反抗運動跟政府之間的協調是什麼階段?兩位長期參與的紀錄者與原住民代表搖頭表示,這是個五百年以來的反抗運動,目前的反抗軍活動只能看做是整個歷史的最近一個段落。政府也沒有權力以最近的少數政治協商或者土地政策名義,改變這個抗爭歷史以及土地使用者的事實。另一個問題是,Zapatistas宣稱他們不接受政府角色的資助,但是在片尾的謝誌裡面有Smithonian Institute的funding logo.他們回答,反抗軍的確不接受以政府名義的捐款來處理土地本身的問題。但是對於問題資訊的傳布,有需要有另一個管道。因此他們也成立了另一個對口的NGO,試圖和歐洲和其他國家的NGO作溝通,把這方面的訊息傳布出去。

這裡是關於被射殺的美國獨立記者的報導,之前ilya也已經介紹過了。

About academic integrity under powerful world of internet (A serious lesson to me)

Up to this point, I am still taking my blog as mostly a personal tool for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reflection. However, this is only a subjective perception and I should not ignore the fact that internet is a power tool for getting any information by anyone, i.e., no matter how private I consider my blog is, this is still a public space.

I wrote this reflection due to a recent event that a facult friend pointed out that I had quoted a paragraph from a proposal in my previous entry without acknowledging the author's credit to it. Moreover, it is not permitted to circulated it online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I put the original quote out of the intention to remind myself how wonderful an argument can be put within such short space. Although I didn't intend to quote and circuate without recognizing the authorship, it is indeed an action that I need to be cautious about while being a member in academic circle. I have corrected it and made apology to the original author. I also learned to be more cautious about what I can put online. This is a note to myself and to the possible reader to this site.

2.03.2007

Nostalgia and Gender

每次跟H一起找時間唸書,吃飯,有機會可以隨便聊聊的時候,總會不經意地迸出一些有趣的思考火花。這天我們在一家沒去過的中餐館吃晚餐,抱怨菜色太美式,味精放太多的同時,我突然對身邊的環境感到有些厭倦。想起下午看的紀錄片「綠的海平線」裡,用聲調柔和的台語作旁白的那種感覺,於是我說,似乎發現後來在電視節目裡,越來越少看到把台語用在「非政論節目」的場合理。我的意思是,後來當電視上不在電視新聞前的黃金時段撥歌仔戲之後,似乎能夠聽到講台語的機會變少了。H愣了一下,立刻找到例子反駁,「可是還有許多台灣XX的系列影集阿」。恩,的確沒錯,看來是因為我家幾乎沒有再看那樣的節目。
講著講著,心血來潮,突然跟H說起台語來。說了幾句,碰到一些表達上的困難時,發現當一個人的思考語言用的是某一種特定的文字時,如果講話要用另一種不是用來書寫創作的文字,其實還不太容易。此時總算對於認識的一些台文研究朋友,一直堅持要用台語文寫字,才能夠理解。這種感覺,就像用英文寫字和說話,畢竟會和用中文寫字的感覺不太相同一般。只是,現在英文,普通話中文,和台語的三種位階,在我的腦海裡,似乎已經有點混亂了。

說著說著,H提出個有趣個觀察,她說,她發現在他身邊會在國外唸書一陣子之後,要求想要說說台語的,都是男生,沒有聽過女生這樣。這是個非常有意思的觀察。H的解釋是,男生似乎比較想要回到自己原來的環境。不過,這樣的說法當然過於簡化。至少把語言和鄉愁放在一起的同時,就有去跟回兩個運動的方向。一方面有可能是想要藉著說母語的機會,回到過去或者熟悉的情境裡;另一方面也可能藉此顯示自己的不願意(或者不易)改變。與這個議題連帶的思考就是,鄉愁和性別的關係到底為何?從google search的結果來看,這個問題不是新鮮話題,已經有些研究對於回憶,鄉愁,敘說,和性別的關係做過討論。一時間想到的關係是,流亡的敘說者,在面對非母語處境的時候,男性傾向是語言的接收者,如同被社會化的客體;而女性比較會成為語言的尋找者,如同在跨國移民的例子裡,女性為了改變原來的社會地位和角色,學習另一種語言的機會和速度,會比男性高。這似乎可以和N. Chodorow早期把女性角色的被貶抑,以女性一直作為文化中進行社會化的代理人角色有關的理論,作一點關連;在鄉愁中,男性回到社會化的原點,女性則尋找重新成為社會化代理人的機會。在中文研究裡,印象中趙彥寧的研究在這方面有很深入的討論。

光是觀察就被觀察成這樣,H你應該來念念社會學或人類學。

2.01.2007

Teaching Sambian Sexuality in American Class

當了三年TA,從上學期開始自己負責一門課,結果竟然是非我專長的「必開課」Human Sexuality in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s. 於是囫圇吞棗(嗶!不准用成語,思想會退步!)地硬擠出一份教學大綱,就這麼開始獨立教起了我的第一堂課。前陣子狀況一直不太好,遲到這個時候才想寫一些心得。不過覺得有些感想不寫有點可惜,畢竟獨立教學經驗,以及和美國學生談性別問題,都是難得的經驗。

最讓我驚訝的是,大部分這裡的大學生思想都很保守;或者說,不夠激進。我不知道這是因為匹堡位處清教徒最初聚集的賓州,鄰近都還有不少Amish人,「民風純樸」,還是因為這些學生並不是念社會科學為背景出身,對於一些問題會用常見的刻板印象來回應。比如第一堂課時,我用這裡有的一個reality show "Wife Swap"當作起頭,問他們為何這樣的節目會受歡迎。一些女學生回答,這樣的節目讓女性除了作為娛樂看之外,還帶有「在另一個環境有另一種生活」的啟示。不過我問,為何這樣的節目不是作換夫而是以換妻為訴求,並且質疑一般家庭分工的方式,以女性作為家事的主要caretaker並不是個合理的分工方式。當女生們紛紛表示女性現在有機會出去工作,應該有更平等的家事分工時,一位男同學舉手說,正如女生在家裡洗碗,洗衣服,男生也需要除草,弄車子,修房子等等,分工並沒有不平等。當然有女生反駁他,這兩者的工作頻率以及重要性,在家事當中不平衡。男同學不以為然。我想到某次在blog上看到的回應方式,就是如果把兩人的角色對調,發現另一方覺得無法自然而然的接受,那其中必然有刻板印象。於是請學生想像如果兩邊調換,一般會接受的可能性有多少?同時把女性當作和家庭照顧連在一起的「附屬品」概念,重新反省一遍。

這裡看到的是男同學會出現的保守思考,有另一種型態的個人理性主義保守思考(在課堂上是女生常見這樣的意見,我在這裡把男女化約地分開了,並不是為了簡化男女如何思考,而是留下觀察記錄)。這一週,我們念Gilbert Herdt有名的Sambia culture.在這個文化裡,社會習慣為了把小男孩變成男人,從而脫離女性的「污染」,小男孩必須要經歷為青年單身者「吹蕭」的過渡儀式,才能夠得到可以產生精液的男性力量。在文化中,男性不被認為天生就有生殖能力,必須要透過儀式傳播才能夠傳遞這種能力。許多學生看完都紛紛表示看不下去,不能理解為何這樣的儀式會被發展出來。許多人也同時表示這樣對兒童心靈的殘害,如何能夠讓他們成為正常的個人?我提醒他們,個人主義和理性思維的criteria,是在西方社會裡才奉為圭臬的。在那裡我們可以想像,沒有「膽量」通過這個儀式的小男孩,會像在美國青少年裡對不符合刻板性別印象(娘娘腔的,男人婆的)的人一樣,被排擠,恥笑。不過許多學生仍然義憤填膺,對於為何一個文化可以為了一種不合理的信仰,將小孩的自我決定能力貶抑到這種地步。

這兩種例子可以記錄我的教學中會碰到一種兩難:如果要他們以個人角度設身處地,思考在那個環境裡會如何?通常容易得到的回應是,這些人為何沒有發展出獨立思考能力,或者缺乏教育他們如此作為的機會;如果要他們以一個文化的整體來看,比如戰爭和生存的需求,又會立刻讓學生引入過於環境決定論的演化角度。學生由此得到的推論又變成,這樣的狀況讓他們覺得西方的社會制度或思考模式,在某些程度上優於這些文化類型。於是很難真正能夠有學生進一步反省和理解到,Herdt觀察這個例子,是要處理為何sexual object在這個文化裡可以是尚未有性徵出現的小男孩,並且討論男性的sexual desire,如何從青年同性轉移到異性身上。

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識,要在一兩篇文章間轉換,還不是那麼容易。但這群多半學神經科學或者工程的美國學生,對不熟悉的文化意識的抵抗,讓我頗為驚嘆。對比於一段時間之前,網路上曾經討論的書:在德黑蘭讀羅麗塔。難道有了某種假象的自由,對他者理解的動力就會減低嗎?這不也對比於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