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4.2007

綠色陣線的能源作物與有機農業討論

上週三去參加了一個很有趣的工作坊。題目與簡介如下:

12/19(三) 能源作物與有機農業:印度與巴西的對話 記錄與感想

綠色陣線 陳思穎

巴 西的農地使用及分配追溯到歐洲大量移民之巴西開墾的殖民時期,幾百年下來除了殖民母國葡萄牙外,也包括許多歐洲國家,甚至亞洲國家的日本也到巴西尋找新的 土地開發機會;從來沒有經歷過土地改革的巴西,便在這個歷史脈絡下,才有我們今天看到的甘蔗生產生殖乙醇的奇蹟。利用大面積栽種的能源作物,必須依賴大片 土地的單一化栽種。從70年代發展甘蔗提煉生質酒精技術到現在,儘管政府強制介入的政策讓生質能源替代的比例驚人,成果明顯,但背後不免承擔許多社會、經濟及生態問題。

過 去巴西殖民時期的大莊園地主,現在多被大企業掌控,開發項目很重要的部分,即是現在大家期待能解決石油危機與全球暖化的生質乙醇-甘蔗。在企業的大面積栽 種下,農民成為一年兩次的採收工人,人數的龐大,也讓甘蔗田週邊出現猶如城市貧民窟;另外,原本生活在自己土地上的農民成為移工,也造成農民經濟的問題。

然而弔詭的是,由於甘蔗能源已不需政府補貼,且產值相當高,農工反而能因此要求更高的工資,也讓這些投資的大企業有了保障勞工權益的理由,來要求美國政府開放進口市場。

另 外,在大家看好巴西甘蔗的能源作物時,它的耕作方式卻也因為大規模的生產,壓低成本,以量取勝的前提下,使用大量的化肥與農藥,甚至需要利用飛機從空中灑 農藥,方便管理產地。也因此,可能在我們期待能源作物是全球環境問題的解藥時,理解整個生產過程可能面臨到的是更多危害環境的方式,才是能思索出一個更符 合環保的做法。

除了能源作物的土地及環境問題外,其實在巴西的南部也有一個反其道而行的農民草根運動-有機農業的運動。其中最有名的是Eco Vida Agroecology Network1998年這個聯盟在巴西南部的Santa Catarina成立,並且以20年前在巴西南部的Porto Alegre的在地生產、有機農業、小農經濟相互結合的健康食物合作社COOLMEIA為基礎,到現在已經擴及巴西南部三個大省。整個聯盟包括生產者的小農、消費者機構、小農工廠、及許多的NGO,利用閒置空間舉辦農夫市集,且有自己的認證系統,試圖在經濟、環境兼顧的原則下,走出一條和國際貿易體系截然不同的糧食產銷道路。

將空間越過到地球的另一邊,同樣地,在印度仍然面臨的是小農經濟破產的問題。從綠色革命時西方引進的雜交種子、化學農藥、肥料讓印度的農業生態不在具有生命後,更面臨WTO的國際貿易及智慧財產權,將印度的農業商品化、專利化,最直接的衝擊便是沒有經濟後盾的小農,十年來已有15萬農民自殺,主要原因是債務的惡性循環。

於是,Vandana ShivaNavdanya基金會的努力,便是利用小農經濟和生態循環的結合,讓農民利用有機農業的方式,先保有自己的糧食自主權,也讓生態和經濟復甦。

對於在台灣看似只有健康和中產階級消費的有機農業來說,Vandana ShivaNavdanya基金會帶給我們的,是更全面的有機農業視野;包括台灣一樣必須面對的WTO的 糧食自主權、基因改造的生態安全問題,還有全球食物由農企業掌控下,享有生產技術及出口兩方面的大量補貼,造成的問題不只是讓食物經過低價的農藥、化肥、 加工技術,再銷往世界各地,強迫第三世界的人必須面對高血壓、糖尿病、癌症等,原本只有在已開發國家出現的文明病,另一方面更用大量的補貼,壓低食物價 格,讓農民佔人口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面臨在地生產的食物無法和進口食物競爭而破產。

而在有機農業的技術面上,Navdanya基 金會利用種子銀行的交換方式,讓作物藉著生物多樣性的繁衍,找出配合各種自然生態的品種,不再倚賴雜交種子或基因改造種子。另外,他們也教導農民堆肥、生 物性農藥、土壤分析等技術,而這些技術皆是考量農民的經濟弱勢,而發展出來的和印度的自然生態、天候條件,甚至傳統農耕技術的對話。相較於台灣有機農業的 規範侷限於耕作過程,缺乏對種子來源的規定,且農民因轉作有機的高成本投入而卻步,或許在有機農業的遠景更應該放在台灣本土傳統農耕方式的傳承。

Vandana Shiva來 說,生質能源的開發不是永續的發展方式。就像巴西的亞馬遜雨林被大量砍伐以種植大豆,及印尼的雨林被大量砍伐以種植棕櫚樹,這些能源作物以量為前提,破壞 雨林加劇全球暖化的程度,遠大於最後生質能源能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效果。或許在我們急於尋求替代能源時,應該先思考人類都應享有的能源是如何在世界貿易體 系下被濫用,包括倚賴大量補助,充滿化學的食物,及遠從世界某個地方,搭著以成本被壓低的石油飛行的飛機來到消費者的餐桌,更包括人類應該如何使用自然資 源。

詳情可見綠陣的網站介紹

那天我排除了一些本來需要做的事情去參加,聽完後有許多心得在心裡迴響。也因為這些心得,我正式決定要把題目換成「能源與農業轉型」的研究。

並不是因為聽的內容得到完全的啟發,而是在聽的過程中,我感受到身為企業雇員與人類學家在這個議題上的矛盾與不同立場。關於「知識」如何散佈,以及「環境正義」與資本主義規模如何互相排斥彼此的思考模式,我覺得似乎比能源與農業議題更有趣味。

最近真的超忙,也很累,需要晚一點再把更仔細的心得寫下來。




12.07.2007

懸置

主體懸置
歷史懸置

最重要的是,技術的懸置

在心理療癒研討會得到的回應,以及提醒

11.30.2007

Contact with Faye Ginsburg

今 天遇到九月去過台灣的Faye Ginsburg。這位當代Media Anthropology的教母,當時跟她有特殊的一段情誼。怎麼說呢?當時因為是民族誌影展,有許多國外紀錄片導演做為貴賓來跟觀眾對談。我跑去跟主辦 單位凹了一個小小的工作證,幫忙引導許多來台的導演們的同時,可以免費(其實我有交會費啦)看片。

某個星期天早上,加拿大來的女導演突然在會場身體不適,當時其他工作人員都分身乏術,並且需要有個可以用英文在醫院幫忙的人;我自告奮勇帶她過 去,Faye人很好,知道後決定一起陪伴這位導演一起去。在ER的時候,因為這位導演一直擔心自己是吃了After Pill的關係,所以會噁心頭痛。我翻譯給醫生聽她似乎不是很自在,於是Faye把醫生的解釋理由重新轉述一遍,因為她以前作的是Abortion的研究 對這方面的狀況有一定理解。這位女導演後來覺得好多了。結果我們在等待的時候,談了好一陣子我的論文題目。

這次重逢,我心生一念大膽的問Faye,可不可以請她做我的校外委員?她立刻答應,太棒了!

11.04.2007

[活動心得]青年行動與部落產業經驗

昨天下午跟著Saiviq小朋友,到師大附中附近鬧中取靜的「葡萄藤書屋」,參與一個有趣的活動成果分享。這個活動的主辦是台灣原住民族學院促進會。以前對這個組織完全沒有概念,但是在聽過這場成果分享之後,知道有群人在做我很想瞭解的部落產業現況。等到我寫完這篇blog之後,近來一直困擾我的心情也有所回復,希望可以把原來已經將近停滯的連結動力重新找回來...

這一天的分享主題,是這個組織以及幾位部落產業工作者,還有原民台的記者,到美國參訪部落產業,以及相關的公平交易機制,所公開分享的心得。我對於他們能夠以小型的NGO安排出一個美國三地的部落產業參訪行程,感到非常佩服。不過這也是來自於他們自身的需求與經驗。成果分享的這個下午,日式房子改建成的葡萄藤書屋,讓我想到以前在花蓮環保聯盟借住的一段時間。結果剛好就看到以前在花蓮碰過面的朋友江瑛,現在是原住民基層教師協會的理事。但是因為我進去的時候已經開始放映原民台做的這次訪問的專題報導,所以我並沒有機會跟她打招呼。

回歸主題,這次的成果發表展,是他們到美國去拜訪女飛鷹基金會,在長島看Shinnecock族的Powwow,跟Dean's Beans的主持人Dean交流的經驗,以及參觀Pequot Museum的經歷。我之前有聽原民台的哈露古提到他們一起去參訪的行程,當時我只知道要去瞭解公平交易的運作狀況。當天的瞭解,才知道他們的收穫還遠多於此。

不過最令人感到興趣的還是他們在Dean's Bean的烘焙廠那裡瞭解的咖啡公平交易機制。依據他們的參訪資料表示,Dean's Beans只「與小農場農民,蔭下種植咖啡的農民合作...只與有組織的農民合作,邊緣且個別的農民無力負擔生產的改變,訓練支出。」所以這個Dean's Bean的運作模式有幾個原則:
  • 高價買進:每磅原料均高於平均收購市價最低值,每磅在酌量增加6分錢,如果是特殊咖啡豆,則每磅增加兩美元。
  • 平價賣出:只與認同公平交易概念的廠商合作,不接受大賣場上削價的要求。可以低於一般價格賣給合作的咖啡店,平均一杯消費的咖啡仍低於他種咖啡
  • 口碑市場:沒有行銷,市場人員,光靠口碑市場,每年有20-25%的成長。
  • 回饋方式:1. 針對員工部分:每賣出一磅咖啡,抽3.5分存公基金,每一季按照工時分享基金(每個月有4500噸的產量)2.針對產地農民:每賣出一磅咖啡,抽6美分基金,直接回饋於咖啡收購。
這樣的運作模式,是需要很大的共享和分配的承諾。據參訪的人員轉述,Dean本人是個人權律師,所以在處理公平交易的模式上還有所不同。他認為一般的認證公平交易只是「正式的公平交易」,而應該還有「非正式的公平交易:要求深入地投入所合作的社區,一起擬定社區關鍵議題的行動方案。一切資訊公開透明,由產地社區自主決定自己的行動方案。」

對於這樣的模式,當然是佩服不已的。在台灣可能的模式裡,我認為有兩種可能的問題。其一是,沒辦法找到這麼高的口碑行銷策略。不管是喜新厭舊,或者是消費觀念曲高和寡,都有可能無法達成公平交易的這個主要動力要求;另一方面,台灣在社區活動的整合上,也常常遇到人的問題,不知道即使是有公平交易這樣的機制,或者種植咖啡這樣的模式來幫助,是不是真的能夠得到這樣的效果。

在當場還遇到一些有趣的人,晚點再寫上來。

10.14.2007

那天我回到這裡

這幾次的來來回回,朋友都說,你看起來還是很在意,但看起來也累了。

是阿,累了。
如果需要承認,應該是需要承認我的習氣還是無法完全改變,即使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

那麼,就讓這一首歌...

9.18.2007

符咒如何有效?

這篇評論真是有意思。對於神力如何能夠發生效果的討論,感覺起來有Kuso再Kuso的效果。我覺得遊行規劃者沒有找這樣的人當顧問真是缺乏認真的態度...
中國時報 2007.09.18 
入聯符粗糙 沒有神力啦!
劉培柏/北縣淡水(獸醫師)

九一五陳總統領導的入聯大遊行中,沒有任何國旗,卻出現書寫「敕令聯合國開門」巨型符籙黃布條。陳總統常聲稱隨身攜帶平安符,才能在三一九槍擊案逃過一劫。顯然他認為「入聯符」也會保佑成功吧?

筆者曾拜師研習過符籙製作而略知一二。「入聯符」書寫方式並不合乎正統符錄的要求;符錄最上端必須是道教最高神明「三清公」坐鎮的位置,常以「ˇˇˇ」或「○○○」紅色硃記表示,「入聯符」中卻用白字的「TAIWAN」,顯然不妥。再則雖有「聯合國開門」的「符身」,告訴神明要做什麼事,下端卻少了「符膽」和「符腳」,即該符沒有法力動員天兵天將共謀成事。總而言之,此「入聯符」是無效的。目前中國仍是無神論的國家,陳總統要以「入聯符」對抗中國,恐怕也行不通。

國人一般對符籙總是敬而遠之,但是越鄉下越有人信。筆者在農村向豬農介紹豬瘟疾病的防治時,都會將自製的「治豬瘟符」送給豬農貼在豬舍門口上方,同時說明張貼時,一定要用「藥引」才有效,所謂用藥引就是打疫苗啦!貼符籙是對豬農的心理建設,打疫苗是對豬隻的物質建設,二者合用才有效力,「入聯符」除製作方式不對外,也少了「台灣國必須是聯合國承認的國家」這個藥引配合,所以只能說是唬弄百姓的標語口號而已。

遊行儀式後,依符籙的規矩「入聯符」不可任意丟棄,否則是大不敬,必須燒成灰泡水,供善男信女服用,才能顯示向神明訴說的虔誠。您喝了嗎?

9.15.2007

To Be or not to be...

回到台灣之後,我做了一件每個需要做田野研究,卻沒有立刻得到funding的人都會做的事:我找了一個工作,兼職的工作,pay非常低,卻因為立刻找到,讓我一時間排除了需要跟家裡拿錢,而必須要限制自己在外的生活形態,以及擔心沒辦法延續自己在台灣的生活等等「關於自由」與「生活需要」的考量。

工作是一位非常熟識的朋友兼學長提供的。原來我只是想做一個可以不需要天天進辦公室的工作,甚至只要做英文書信書寫,收集公司需要的文件,配合公司方向來做一些事情即可。原來與學長兼老闆的同意也是如此。雖然我知道即使是這樣的安排,對於真正應該進行的田野工作仍然可能(而且應該必然)是一種傷害。畢竟一個人的時間就是固定的,並不可能在一天當中需要專注的做一件事情之外,把另一件事情也同時做好。(我因此要佩服我那位偉大的小學同學dear john,他常常為了家庭開銷的需要,身兼三職,真是太令人敬佩了)。尤其田野研究工作是一個要intensive投入時間,不斷反省目前進度與經由參與觀察所得資料的一種研究方式。真的找一份工作來做,其實是不太正確的。

同在研究路上獨行的Serry也交換過這樣的心得。她提到屆時在田野工作時會有一份在田野地點政府單位裡的工作,但是畢竟那是一個配合田野工作的行政業務,跟自己的研究會有關係,如同找到某個研究助理的工作;仍然會帶著相輔相成的效果。我的狀況其實是現有工作性質和田野研究分開,這樣就會造成一些排擠的問題。

那我什麼我還要做現在這個工作呢?什麼事情讓我竟然可能去耽誤自己的研究工作而做呢?答案是,能源事業。目前工作的這家公司是家準備在台灣發展生質燃料的公司。這樣的議題雖然看起來跟我的人類學研究有一段很大的距離,但是在未來的發展上卻讓我產生無限的興趣。能源當然是目前全世界面臨的問題,而我接觸到的公司業務卻讓我更可能去想像關於「能源人類學」的研究。容我自己在這裡抒發一下跟目前學術本業有段距離的想像:如同有一些人類學家已經在非洲和東南亞關切水以及地區資源造成環境資源分配,以及國家力量、財團勢力對於人民生活的吞噬的影響。我覺得現在碰觸到的生質能源發展和區域性投資,將可以配合以後在多點的田野工作,對於「能源農夫」的田野研究,成為另一種型態的區域性研究,以及全球化效應的地區反應。可能的型態是,日本資金,台灣技術,東南亞地區的種植與收穫,並且因此得到電力,改變當地的生活形態等等...

我輾轉了好幾次,很想寫信給在美國的指導老師,詢問是否可以改變成這個研究題目,讓我把研究本業和目前的工作內容結合在一起。一直沒有這樣做的理由是:我對自己目前想做的研究題目,關於原住民(甚或族群)媒體的題目仍然有很大的興趣,另一方面,我也不確定如果我一旦提出這樣的想法,老師會不會覺得我實際上沒有搞清楚狀況(或者他們也無法想像這樣的題材),以及可能會面臨到需要重新做comprehensive exam的程序等等,最重要的是,我所謂的「能源人類學」裡關於人的部分,我目前所得到的觀察大部分仍然在資本家與政府部門這方面,關於實際種植者以及對不同地區的「栽種文化」的影響,仍然沒有出現。最有可能的時程,我想應該是在我把目前手上想作的博士論文做完之後,才有可能進行這個議題。

天阿,我終於把我兩個月以來一直不敢講的「秘密」說出來了。算是給自己一個階段性的交代。但是,接下來我需要做的事情,卻會碰到更多必須確定選擇和工作模式與時間分配的挑戰。To be or not to be,現在真的是個頭痛的問題。

7.24.2007

古墓派傳人

我有位好友對於阿美族老人家的唱歌方式情有獨鍾,有特別的研究。他本人的經歷就是個傳奇,從機械系,走到民族音樂學。我們從高中時代的相識,到後來研究題材的接近,但總是覺得,他在硬功夫上面花的力氣,比我多得太多,許多時候其實跟他談話都很汗顏。

上次和這位老友一起到台東去看馬蘭的豐年祭,在回程的火車上,聽他暢談做研究的方法和對於其他研究者可能會出現的問題。對於這位年輕學者,雖然是半路出家,對於自己堅持的理念卻一點都不退縮。他曾提到,某位研究者對於做田野的馬虎和相關問題的不加深究,以致於出現的調查報告錯誤百出。例如,某個調查報告可能是以普查阿美族老人歌唱為題材,卻因為研究者並沒有實地參與老人家平日的互動,進一步瞭解團體裡的人際關係和彼此的動力,在報告的呈現上完全偏向某位特定報導人的主觀評量。使得一個學術調查成了某個特定成員的個人親疏報告表。這在田野調查上呈現的是沒有嚴謹處理研究方法的嚴重失誤。我的朋友雖然沒有在正是場合上批評這個報告,不過卻自己想要寫一篇文章來「回應」這樣的失誤。

他想要寫的文章,是要談論在一個即興表現的歌唱形式裡,人際關係對於評論歌唱的好壞,喜好,以及真正表現在音樂的產出上,佔有多重要的地位。對於這位音樂研究者,能夠善用心理學的觀察,感到佩服和感慨,我自己一直想要找關於心理人類學的研究題材,卻沒有能夠在這些細微的層面上注意到,像他有興趣的這個細部問題。

另一方面,我一直覺得他是個古墓派的傳人。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在南部阿美族的演唱傳統裡,複音歌唱是一個特殊的技巧。一首歌有個固定的旋律線和調性,但是如果沒有概念的人,無法在一首有多重旋律對位的即興歌唱裡,找到有哪些旋律線條。更不用說,想要試著加入只有老人會唱的歌曲集會裡。我這位古墓派的傳人朋友呢,就在家裡把日本音樂學者以及早期的台灣民族音樂學者的錄音,聽到滾瓜爛熟,然後在老人家面前唱給他們聽。你想想,老人家在平常的聚會裡,突然聽到一個年輕小伙子,竟然可以演唱數十年前(可能甚至已經沒有人熟悉)的旋律形式,又跟目前的演唱者可以實際相對。老人們自然喜歡跟他唱歌,他同時也可以因此比較,和請教老人家在許多不同歌唱風格裡的表現方式。就像是在深山裡修練了數十年的古墓派,終於重出江湖,讓老人家們聞之驚豔;甚至有時老人家還會因為他的出現,主動邀請其他老人一起來同樂歌唱,因為他可以同時和老人一起唱歌!這樣的經歷,大概只有我這位肯在錄音設備前下數百小時苦工的朋友,才做得到。

太久沒有寫東西了,想要慢慢再整理自己的近況。倒是好久以前就想對於我這位古墓派的朋友做一次專門介紹。以此為記。

6.20.2007

擁擠的樂園裡的超限戰

一個禮拜,漸漸感覺被淹沒在這個城市裡。剛回來的時候還保存著一點從遠方帶回的悠閒,一個禮拜之後,這感覺完全被淹沒。為了尋找在家的工作空間,尋找可以讓人呆得下去的溫度,尋找節奏合拍的地點。一直要抗拒許多混雜的感覺。這種感覺最主要的是,城市裡的人(也許是這整個國家)都在打超限戰。不論時間,不論地點,關於工作,關於賺錢,關於八卦,關於其他人的瑣碎的生活如何的被媒體餵養,關於媒體如何吃觀眾和受訪者的豆腐,關於觀看如何被塑造成一種過度發達但不需其他感官以及心靈結合的過程。

潛藏在這個超限戰裡的氣味,還有關於時尚的追趕,關於理性的脆弱,關於他者的消失,關於M型社會的消費,水密桃阿媽的堅強與楊儒門的格格不入。

好個混雜而超限的樂園阿。

6.07.2007

The sense of Time

前兩天跟Tanya去書店喝咖啡,突然講到時間感。處在學期之後,又已經站在懸崖邊準備跳下去做田野之前,對於時間的感覺似乎有種模糊的焦慮。因為在田野裡可能會碰到什麼樣的事情,沒辦法預期,於是時間的感覺就不像在學期中那樣地有節奏,但是卻又不能沒有任何時間的感覺,因為大致上一年左右要有個收尾。當時在寫任何proposal的時候都把時間切割得很好看,實際上開始做的時候,大概會碰到不知道該做什麼的狀況,如果又呆在自己已經熟悉的環境裡裡,那種虛幻的漂流感會更強烈。

Tanya提到之前在做PT時的時間感也很怪異,作為PT,會希望被治療的小朋友有進展,但是許多腦性麻痺小患者其實能夠改善的時間是很緩慢的。這時治療師如果出現期待進步的焦慮和情緒,小朋友以及家長都會很容易感覺到感覺到,必須把時間(此時的時間似乎跟進步連在一起了)的感覺放在心裡。

這幾天在RB家,過著時間感完全模糊的生活。美國的夏日時光像是被放在砧板上不斷被桿的麵皮一樣,一直拉長,一直拉長...

而轉換到另一個時空的日子已經是這麼近了....

Dame Mary Douglas (1921-2007)

最近一直在整理文件,有些public email並沒有仔細看。結果剛剛才發現,Mary Douglas日前過世了。我認為他跟Clifford Geertz(2006年10月辭世)是英美兩個區域裡兩個代表性的人類學家,兩人在這一年之內都相繼過世了。以下是The Guardian對她的訃文:
(之前沒有特別注意到是因為,她的頭銜Dame讓我以為是其他人,實際上的意義是A female rank equivalent to a knigh,大概可以翻成女爵?)


Richard Fardon
Friday May 18, 2007
The Guardian


Dame Mary Douglas, who has died aged 86, was the most widely read British social anthropologist of her generation. If she had to be recalled for a single achievement, it would be as the anthropologist who took the techniques of a particularly vibrant period of research into non-western societies and applied them to her own, western milieu. Within her lifetime, this was so far accepted within British anthropology as to become almost lost to view. Posterity should restore most of the credit to her, and remember her as an innovative social theorist and for her contributions particularly to the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cosmology, consumption and the analysis of risk perception.

She was born in San Remo, Italy, the first child of Phyllis Twomey and Gilbert Tew. Her parents had stopped off en route to home leave from Burma, where her father served in the Indian civil service. Mary and her younger sister, Patricia, lived with their mother's parents in Totnes, Devon, until they were old enough to become boarders at the Sacred Heart Convent, in Roehampton, south-west London. After the early death of her mother, closely followed by that of the maternal grandfather to whom she was devoted, Mary found a sense of security in the relatively hierarchical, secluded and safe world of school. Her Catholic commitments and social preferences were set for life.

School was followed by wartime Oxford, where she read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and then by war service in the Colonial Office, where she met the social anthropologists. Intrigued by the subject, she returned to Oxford in 1946, initially to take a two-year conversion course, and then to register in 1949 for her doctorate in anthropology. The postwar re-establishment of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by Professor (later Sir) EE Evans-Pritchard was one of the major ev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scipline; it educated an extraordinarily high proportion of Tew's generation, who went on to redefine 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None, however, made a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is than she did.

She undertook her fieldwork (1949-51 and 1953) in the Belgian Congo, now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It eventuated in both a DPhil in 1952 and a monograph, The Lele of the Kasai, published in 1963. Her description of the matrilineal Lele, their gerontocracy, complex marriage arrangements and cults - most memorably that of the pangolin, or scaly ant eater - became a minor anthropological classic, but would not by itself be the reason for her fame. Civil war prevented further fieldwork, and Douglas did not return to the country, known from 1971 to 1997 as Zaire, until 1987. For all that she was a gifted field researcher and ethnographic writer, her wider renown was never based on her reputation as a fieldworker or on her ethnographic writings, although these established her competence within the profession.

In 1951, after a brief appointment at Oxford, she married James Douglas. Like her, he was a Catholic and had been born into a colonial family (in Simla, while his father served in the Indian army). James joined the Conservative party research department just as Mary took up an appointment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UCL), where she was to remain fo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nd was professor of social anthropology from 1970 to 1977; a distinguished fellowship followed in 1994. If James was considered to be academic for a party official, and Mary unusually immersed in matters close to home for an anthropologist, an invitation to the Douglas dinner table soon dispelled any mystery.

In 1966, Douglas published her most celebrated work,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This book is best remembered for its stylish demonstration of the ways in which all schemes of classification produce anomalies: whether the pangolin for the Lele, or the God incarnate of Catholic theology. Some of this classificatory "matter out of place" - from humble house dust in her Highgate house to the abominations of Leviticus for the Hebrews - was polluting, but other breaches of routine classification had the capacity to renew the world symbolically.

In Natural Symbols (1970), Douglas began to answer the question that arose from this: what kinds of society are best able to support the complex symbolism that makes the best society possible? The book took exception to some 1960s cultural trends - notably the liturgical reforms of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and student revolts - and presented the first of many attempts to correlate features of institutional organisation with patterns of belief and morality. Her conclusion - that differentiated, hierarchical and bounded institutions provided the most condusive environments for complex thinking and symbolism - remained the same, whatever changes her theories underwent.

From 1977 until the mid-1980s the Douglases took up a variety of appoint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period coincided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Mary's work most explicitly concerned with contemporary society. Her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British consumers, The World of Goods (1979) with Baron Isherwood, was a pioneering work of the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of consumption. In it, she argued both that contemporary consumption had ritual aspects that defined lifestyles, and that the increasing emphasis on individual consumption threatened a crisis in collective provision. If consumption was a form of communication, then those individuals who consumed less also communicated less.

While at the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ew York (1977-81), with the late Aaron Wildavsky she co-authored Risk and Culture (1982), an analysis of risk perception and critique of alarmist environmental groupings that sparked a feeding frenzy among reviewers.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Illinois, she occupied a chair jointly in anthropology and religious studies (1981-85, and then as professor emeritus), and published a string of articles on contemporary religion and social commitments.

On her return to Britain, back at UCL Douglas continued to publish a volume of her collected essays or a new book every few years, while being showered with professional honours and other recognitions, including a CBE in 1992 and a DBE this year. While a new generation of anthropologists might have forgotten how late this recognition came, Douglas, who had a particular fascination with the sociology of forgetting, did not. It was only in 1989 that, returned from the US, she was elected a 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 Before her emigration, many in the anthropological establishment had considered her work marginal to the mainstream tradition, an indication in itself of how much the discipline changed during her career.

Two preoccupations were particularly apparent in Douglas's later work: refinement of her theoretical statements, notably in How Institutions Think (1986) and Missing Persons (1998), and a retur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Old Testament that had been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Purity and Danger. This became the particular fascination of a trilogy that engaged her for two decades: 1993 saw the publication, after unusually protracted labours by the standards of Douglas's productivity, of In the Wilderness, a meditation on the literary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text of the Book of Numbers; Leviticus as Literature followed in 1999, revising ideas about the Jewish dietary codes that Purity and Danger had made famous; and in 2004 Jacob's Tears completed the series, asking who had edited the Pentateuch, and how their aims might explain its textual form.

An invited lecture series allowed Douglas to collect her ideas about the poetics of ring composition, the technique in which texts are formed in circular patterns, in what she described as a summation: An Essay on Ring Composition appeared to her delight earlier this year. Aside from seeing her father's collected essays on fishing into print (they are promised soon), and hoping to collaborate with Congolese Lele scholars on a book using her 1950s photographs of material culture, she had completed all the work she felt she had in her.

Douglas's theoretical commitments to stability, loyalty and completion were evident in her own life: one marriage (from 1951 until James's death in 2004); one family home (from 1956 until she moved to a flat in Bloomsbury a year ago); leaving aside her American sojourn, half a century of service to UCL; and a lifetime of practising Catholicism. A similar singlemindedness was evident in her espousal and refinement of the theories she developed from her Oxford years, and her advocacy of the social policies that flowed from them.

As a colleague she could be intransigent in what she considered matters of principle, and she never dissembled her estimation of others. Her sense of humour was acute and in later years she enjoyed playing to her own reputation, gleefully recalling just how objectionable she had made herself to some American colleagues whose political correctness irked her, and accepting academic honours with mild irony, given what she recalled as her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A wide circle of friends outside anthropology, and the like-minded within, will remember her capacity for encouragement and support of younger colleagues, an enthusiasm and curiosity that age only accentuated, and her boundless energy. She inveighed against exclusion; her hospitality was genuine and her home open to so many visitors that only the self-discipline of her work habits and her writing facility allowed her to achieve so much.

She is survived by her three children, Janet, James and Philip.

· Margaret Mary Douglas, anthropologist, born March 25 1921; died May 16 2007

6.04.2007

How to grill a steak

昨天太晚回家,想要去吃任何餐廳的時候都已經關了。只好匆忙的跑到Wholefood,本想買一些簡單的熱食,但是在打烊前十分鐘,連熱食也都沒有了。買了一點熟食蔬菜之後,友人Weiling說,要不要吃牛排?挖哈,牛肉通常是我的最愛,再加上Weilling這個美食家,當然OK!

於是她選了12 ounce 的Aged Beef。我問為何用Aged Beef?聽起來有點噁心...她說,Aged Beef會放在恆溫恆濕箱裡,當水分被蒸發之後,肉的美味就會更為濃縮(有點像醃,但是沒有其他的味道;或者是作souce出現reduction的效果)。原來她想要找薄一點的牛排,但是在那個時候看到的牛肉都是厚片的。well,不管了,我們都很餓了。就買回來想辦法。

回到住處,她找出鹽和胡椒。鹽用海鹽,胡椒是coarse grounded,兩者都和她的意。在覆上橄欖油。她說現在時間不夠,只能大概等個十分鐘,不然通常需要等至少兩小時。做完簡單的醃製之後,先把牛肉用大火煎期中一面,但鍋子裡不能灑油!大約一分鐘,之後放到450度的烤箱裡烤(因為買來的牛排比較厚),烤上六七分鐘(厚度大概是1.25inch),之後拿出來翻另一面煎,同樣約一分鐘。之後用這一面放烤箱同樣時間。如此得到的熟度大約是medium rare。之後取出,需要讓肉rest並且吸收肉汁。此時有個重要的小秘訣,需要在肉底下墊上一個東西(也許是小盤子,或者是叉子),讓肉可以被稍微墊起;這樣肉才不會浸泡在自己的肉汁裡,變的「血肉模糊」。外面在覆上錫箔紙,保溫並且讓水分可以從旁邊散出。等待約三分鐘,牛排取出後,滴下的肉汁可以和高湯以及煎鍋理殘餘的肉汁(有個特殊的法文名稱)一起煮成醬汁(我們這次煮有加蕃茄醬,如果有紅酒當然也不錯)。

簡單的幾個步驟,但是卻很重要,半個小時之後,就有比美Long Star的牛排上桌了。

(簡單記錄先,小技巧可以立大功)

5.21.2007

對談之必要(簡錄)

回到好久以前曾經有緣留下一年的UofC校園,一切都還是這麼冷冽,孤寂,配合今天芝城的四十度的氣溫,五月的Hyde Park校區走起來竟然感覺像是深秋。

先講重點,C學長建議,可以作原民台和大愛台對於原住民影像和敘事的不同策略之比較。另外小黃同學也建議可以看客家台和原民台的語言政策(這我的確之前就要作)。但是在這之後的事情,要以何者為重,還是要好好再想想。

媒體,生活風格,從local到urban,經濟策略

5.14.2007

Wedding Trip

一對新人結婚可以吸引多少不同的朋友前來祝賀?
兩個家庭可以有多少不同的成員組合?
三天可以讓人多麼不想離開一個地方?

在Bloomington小鎮的迷人春天裡,我從痞堡參加我的好友Michael和Jen的婚禮。

這是好久以前的遊記了,可是現在還是覺得很可惜沒有紀錄下來。

4.28.2007

[news clips] 「面交」

那晚,我面交寫真女星
聯合報
2007.04.29


面交時什麼人都可能遇到,有人找到失聯的國中同學,有人遇到上司的兒子、有人碰上以前的暗戀對象,還有人遇到寫真女星。

家住台中的洪先生有段「面交奇遇記」,他在網拍平台賣布質隱形胸罩,前年有一天接到一名女子來電要買bra,還急著在當天半夜從台北趕到台中「面交」,洪先生雖然隱隱覺得有些不妥,不過「殺頭生意有人做」,還是接下了這筆訂單。

當天凌晨兩點碰面時,洪先生只覺得眼前這名女子似曾相識,但並不以為意,隔天晚上電視轉播金馬獎頒獎典禮,有名以拍寫真集出名的女明星穿著半露酥胸的晚禮服在鏡頭前,千嬌百媚說自己晚禮服暗藏玄機,他才突然驚覺:「昨晚跟我面交的就是這個寫真女星!」

Yahoo!奇摩拍賣員工在網路開「拍賣報馬仔」部落格,討論主題是「最難忘的面交經驗」,引起眾多網友討論,除了意外與明星、名人面交的經驗外,還有人賣東西遇到上司的兒子。一名署名「穿上平底鞋的貓」的網友在網路上拍賣絲瓜水,兩人約好面交,見了面表明身分後,「穿上平底鞋的貓」赫然發現買方是頂頭上司的兒子。她反應超快,雙手奉上絲瓜水說:「送給你了,以後有需要請再吩咐我就好。」

也有人面交時,巧遇往日暗戀對象;賣狗狗衣服的陳先生,第一次上網交易時就和買家約定面交,見面時,陳先生驚喜發現,買方是他從前在便利商店打工時心儀的對象,但當時卻「愛在心裡口難開」,打工結束後,兩人失去聯絡,沒想到卻網路拍賣面交讓他們喜相逢,這回陳先生緊緊把握住機會,經過兩年多交往後,去年底決定攜手共度一生。

網友瑋玲也有面交奇遇,她連續兩次跟女生買東西,透過電話約好時間地點,但最後卻是帶著盥洗用具的男生來交貨,原來她連續兩次的交易對象都是孕婦,而且都在面交前生產,只好請先生來交貨,買方為了分享高興的心情,兩次都以標價的半價賣給她。

網友藍藍綠茶的經驗是,賣一百元的書,跟對方聊天聊到欲罷不能,結果對方請他喝了超過一百元的咖啡,沒想到面交讓他交到一個聊得來的好朋友。

這篇報導讓我覺得交換這個議題很有發展的空間。

4.26.2007

Another lost in translation


前幾天在學校看到一個典型的痞子堡女孩,在頸後刺上「夢」這個字。光想字的意思感覺起來似乎很優美,但是因為那個字體看起來太像報紙上的字體,所以覺得那女生好像是不小心睡在報紙上,而印上去的字。

突然覺得這種身體跟字體還有意義的交替,跟在台灣看到夜市裡買的衣服,把Elle寫成Ellf,或者把DKNY寫成DKMY,其實蠻接近的。

旁邊那個讓女士們血脈賁張的圖是在這裡找到的。

4.25.2007

City scene

昨天開車,看到路上一個路人行走的方式,覺得有點像這個城市人們常見「精神勝利」的一種反應。一個長髮長鬍的中年人,穿著短褲,漫步似乎猶豫要如何過馬路,幾輛車在等他,他遲疑一下,快步跑過斑馬線,到對面的時候,像是「你抓不到我」一樣的站定在路邊,對著車子興奮地猛揮手。

不知道為何,我覺得我似乎是那個在跑過馬路的人,很詭異的景象。

4.23.2007

[news clips] 蘇花高與全球化

中國時報  2007.04.23
觀念平台:蘇花高困局

顧爾德

台灣觀光景點,常可看到一群年齡偏高、衣著普通、來自農村或小城鎮的觀光客。他們乘坐遊覽車前來,住宿廉價飯店。這些「庄腳團」的觀光品質,是那些會到礁溪老爺、陽明山麗緻享受高級假期的民眾難以忍受的。仔細觀察那些在中正紀念堂、愛河邊、八卦山、九份等景點的庄腳觀光客,他們多帶著滿足的笑容。即使是低品質的觀光,對他們也是少有的享受。

在不景氣的年代,這些觀光客成了慘澹經營的中低階飯店與餐廳主要收入來源。每個產業不可能只提供高價位產品,一定也有中低價位產品。不過,一個觀光景點以廉價的觀光團、飯店、餐廳與藝品店為主,代表著觀光業者正競逐而下,這個地區的觀光產業很可能在走下坡。花東縱谷也可能面臨這個危機。

東部國道貫通後,運輸成本下降,觀光業者可以載送更多廉價觀光團到花東,當地觀光產業肯定可享受一段榮景,但觀光資源會被消耗的更快速,也會讓中高階旅客止步,這令許多人擔心。

換一種思考,為什麼不能讓整個觀光品質提高?不論享受低階或高階觀光商品的旅客都能獲得更好品質的旅遊,也許台鐵觀光列車也能像日本鐵道一樣,提供著各種價位但品質同樣有保障的產品。包括「庄腳團」的老先生、老太太都可以坐著高級的觀光列車去享受更舒適的假期。要做到這點,得提高旅客的消費能力。有了較高的消費能力,才有可能逐漸形成較高的消費文化與產業鏈。

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我們可以期待凋敝的台灣農村中,那些會因為提高一千元老農津貼而改變投票行為的民眾,明顯提高觀光消費能力嗎?套一個流行的「M型社會論」,當社會分化成高階消費者與低階消費者兩大群,一般觀光產品的提供者沒有能力提供五星級飯店的務服,只得競逐而下,爭取低階消費者。

東部國道有關經濟效益的爭議,事實上是不景氣的台灣,競逐而下的個案之一。「產業東移」從上個世紀的九○年代喊了十幾年,實為空口號。就傳統產業而言,只有水泥、砂石業這些破壞環境的產業才是少數東部國道的受益者。真正可為東海岸帶來經濟效益的是觀光,但長期的觀光資源保護,對東部民眾的效用並不高。不是他們的無知,而是大環境逼他們做出追求短期利益的選擇。

若把兩岸經貿和東部開發對比並連結起來,頗值得玩味。全球化可以快速進展的要素之一是運輸成本大幅下降。台灣官方遲遲不開放兩岸直航,就是希望藉由提成本提高來減緩台灣全球化重要面向之一的「中國化」。台灣官方的擔心的並不只是經濟的依賴度,還擔心台灣的在地性被強勢的中國同化,自主性與認同感消失。在蘇花高問題上,政府卻主動以降低運輸成本方式促進花東經濟發展,而民間反對聲浪則擔心花東的在地性(包括自然與人文)會逐漸泯滅。雖然花東水山的破壞,和長江、珠江污染一樣,可能永不回復,當地居民卻多會歡迎全球化。

全球在地化這句美麗的口號要實現,需要有夠堅強的在地力量,強到足以同時保持自主化與開放性。而台灣的問題卻是:全球化先弱化了最底層的農工階級,接著政府的保護政策未能挽救農工的弱勢,還進一步弱化了中產者。一個弱化的民間,就愈沒有自主性與選擇性,愈能容內部更粗糙的消費、生產與剝削方式。

蘇花高,庄腳旅行團與台商,他們都是台灣面臨全球化困境中一個又一個的環結。

4.22.2007

Als das kind kind war (Nintendo commercial)



這個短片在三明治學長處看到,看了好幾遍,覺得很棒。棒在那裡?想要來畫蛇添足多講一些...

廣告用的是想像和回憶之間交融和延伸的張力。身體和虛擬的結合其實就是Nintendo在Wii的主賣點,這在許多不同的部落客玩家的Wii使用心得裡都已經提過了。而這個廣告作了兩個層面的轉化,第一是那些教室裡的小學生,其實都是現在被禁錮在辦公室裡的上班族,以及禁錮在成人身體裡的老頑童。他們的壓抑正是期待任天堂可以解放他們的主要動力。既然你們想要被解放,任天堂就在廣告裡面解放你吧!看手錶,看老師,只要時間到了,你們就可以自由自在,所向無敵。另一層轉化是,任天堂把之前的傳奇瑪利兄弟放在這個短片裡,任天堂召喚他的電玩迷們,還記得那些讓你在遊戲中可以逃離當下的青春時光嗎?那些散落在各地的瑪利兄弟迷何在呢?站出來吧!

於是這個廣告結合了把Kuso和催眠交融的策略。Kuso的是,這部片把之前任天堂遊戲(主要是超級碼利)的特色都放在這部片裡面。並且「驕傲」的宣稱,現在每個人心中的那個小學生,又要再次經歷當初瑪利兄弟引起的風潮。催眠的是,每個人,只要來到任天堂的世界,都可以變成像瑪利兄弟裡面的人物那樣;充滿神力,金剛不壞,橫行天下。

廣告可以使用的策略,就是記憶和對於青春時光的把握和迷戀。這個廣告很美妙的做到這點。而我更喜歡的是它的配樂,那個如旋轉木馬般,奇幻又揮之不去的慾望之聲。

4.19.2007

家庭美髮洗頭爪


今天在旁聽流行音樂課堂的時候,一邊在想性別、工作與消費的連結。腦海中突然浮現一個影像,家庭美髮的塑膠洗頭爪。那種綠色或紅色,夾在食指與中指之間,有時候是蘋果形狀,有時候是圓形的洗頭爪。

這個東西突然的出現,讓我出現一種對於技術和記憶召喚的混淆。記得以前這種東西流行的時候,洗頭似乎要用力的洗刷,把這個爪當作一種勤奮又有效率的工具是可以接受的。後來這種風格早早被揚棄,頭皮要輕輕愛撫都來不及,還用塑膠爪刷阿?
七0年代任何家庭美髮店,配合著無數個塑膠爪的轉動,女性美髮師和顧客聊起自己生活的各種內容,不管是刷的人或者被刷的人。但是這個工具卻不只有美髮店有,家庭也同時有這個工具。於是對於洗頭爪的記憶,把家庭跟美髮場合混淆地串連起來。

這樣的記憶讓我頗為疑惑;我到底是想要記住那個家庭裡也曾經有的「特殊技術」,還是想要記住曾經很像家庭生活一部份的早期美髮店經驗呢?

蒙HY的正確關鍵字,找到這個圖和連結。讀者可以參考一下現在的進化版本:
http://cvs.pchome.com.tw/makeupgoods/detail.php?pid=ZAK00057

4.11.2007

只是為了怕自己忘記

前幾天夢到外公,走在大潭社區的路邊,穿著短袖白襯衫還有西裝褲的他,轉過頭來跟我說,「卡早我跟你阿祖就是走這條路去坐火車的」。沒有其他的脈絡,醒來只記得這個片段。但是,從他剛過世之後我夢到外公和外婆一起穿著正式,拉上鄉下老家鐵門,對著我說,「我們要去喝喜酒」那個片段之後,我就沒有再夢過外公。那已經是四年多前的事。

事實上,我好久沒作夢了。

而在這個夢之前,我夢到的竟然是Joyce。

3.31.2007

擁抱樂生,免費擁抱

修改文章改到很沒力的時候,朋友傳來在Youtube上的Free Hug Campaign
之前有聽過這個運動,也知道它在世界上不同地方形成一種改變城市氣象的風潮,主要的是,這樣的活動挑戰被商業媒體還有政府力量壓制到缺乏人味的城市景象。

在這同時想到昨天新莊市發起的「反樂生,要捷運」遊行。可嘆的是,新莊市的民意代表竟然除了發起沒有得到足夠樂生保存資訊的民眾,進行「表達廣大民意」的「正義」遊行之外,還請了殘障人士代表,說如果為了樂生延宕捷運興建,就是剝奪他們行的權力。

以數量和表象來表達粗暴的意見,莫此為甚。新莊交通狀況的瓶頸,殘障朋友的行的權力,真的是因為要保留樂生,工期延長四五個月才出現的嗎?如同最近的折衷方案所說,以樂生院址為新莊線的最後位置,留下一片原有建築和綠地給所有的民眾,是個兼顧兩種需求的方式。對抗只是新聞,問題是新聞不能拿來當生活過。

突發奇想,為了樂生而集結的義工們,常常需要回應許多不同的意見。是不是可以主動走向這群遊行群眾,在遊行當中給他們Free Hug,表示兩邊的想法並不衝突,應該以善意和理解來面對,而不是一直用媒體刻意呈現的衝突來想像這個活動。擁抱樂生,免費擁抱,也許這個善意可以帶來和解的模式。

3.30.2007

據說,漂流

我媽說她和爸爸這週末要一起回田寮以及東港掃墓。這在以前幾乎沒有見過。不知道是什麼理由,他們這次決定一起回去掃祖父母和外公外婆的墓。老實說我很想一起去,看看在這個小框框內的我,跟已經逝去的人怎麼交代。

剩下一個禮拜,我要把交出去的東西作大幅修改。因為自己先前做事缺乏策略考慮的情況下,現在面臨沒有人可以幫我的窘境。自立自強,不然就玉石俱焚,恐怕只有如此。

3.11.2007

[news clips]人之將死,其樂也....

古典樂大騙局 女鋼琴家盜拷成名

去 年六月在英國去世的英國女鋼琴家喬伊絲‧哈托(Joyce Hatto)活了七十八歲,前七十多年沒沒無聞,過世前三年卻突然在古典樂壇大放異采,這段期間灌錄的百餘張唱片張張精彩。波士頓環球報樂評稱她為「幾乎 不為人知的最偉大鋼琴家」,英國衛報也直指她是「英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鋼琴家」。

哈托七旬 推出百張唱片

哈托的經歷頗具神秘色彩。她曾是一名表現平平的鋼琴演奏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哈托宣稱罹患卵巢癌,自此告別舞台,淡出公眾視線。然而廿六年後,已經七十 四高齡的哈托和她身為製作人的丈夫合作,推出了自己第一張古典音樂唱片。此後,哈托的唱片源源問世,兩人共計合作推出一百零四張古典音樂唱片,均由他們自 己創立的Concert Artists唱片公司出版。哈托也成為英國音樂史上最多產的鋼琴演奏家之一,深受全世界樂迷喜愛。

風格百變 曲目包羅萬象

哈托演奏風格百變,幾乎沒有她不拿手的作曲家;她從一九九○年代開始灌錄的百餘張唱片,曲目包含海頓、莫札特、貝多芬、舒伯特的全部作品;蕭邦與李斯特的 大部分作品;普羅高菲夫、布拉姆斯、聖桑與拉赫曼尼諾夫的所有奏鳴曲。超難的葛多斯基「蕭邦練習曲之練習曲」全集迄今只有四人灌錄過,哈托是其中一位。

更奇特的是,聽她彈不同作曲家的作品,聽到的好像是不同演奏者的表演,完全聽不出同一演奏者的風格與特性。

電腦比對 樂迷意外揭穿

難不成哈托是不世出的天才,全因世人無眼,才讓這塊璞玉到了老年始見天日?這一個謎在上月底被英國音樂雜誌「留聲機」揭開。原來,哈托晚年聲名大噪的百餘張唱片,全是盜拷、變造其他鋼琴家之作。

哈托騙局被揭穿過程十分偶然,一位在紐約從事財務分析工作的古典樂迷布萊恩‧范圖拉買了張哈托演奏的李斯特十二首「超技練習曲」。范圖拉將這張唱片放進電腦,利用蘋果電腦公司的音樂播放管理軟體iTunes將音樂轉進硬碟時,發現iTunes使用的網路音樂資料庫將這張唱片當成是匈牙利鋼琴家西蒙(Laszlo Simon)的演奏版本,他覺得事有蹊蹺,再將另一張哈托演奏的拉赫曼尼諾夫鋼琴協奏曲放進電腦比對,發現是新力唱片公司發行、由布朗夫曼(Yefim Bronfman)演奏的版本。

我鋼琴家 陳必先也被盜

范圖拉將他的發現交給替「留聲機」與「今日古典樂」寫樂評的一位評論家,留聲機雜誌開始調查,終於揭發了近年來古典音樂界的最大騙局。

哈托的唱片全由她丈夫巴林頓—庫普(Barrington-Coupe)設立的小唱片公司出版。這個騙局經留聲機雜誌報導後,引起更多古典樂迷的關注,樂 迷開始比對哈托所有的錄音,發現她抄襲的對象包括阿胥肯納吉、海布勒(Ingrid haebler)等數十位名家。台灣鋼琴家陳必先也遭殃,哈托二○○三年初發行的巴哈「郭德堡變奏曲」唱片,就是剽竊陳必先一九八五年為Naxos公司錄 製的作品。

巴林頓—庫普剛開始堅稱沒有作假,面對愈來愈多的質疑與證據,終於在上月底承認哈托晚年的所有錄音都或多或少經過變造與抄襲,但他不願提供完整的作假名單,聲稱所有錄音均已銷毀。

哈托丈夫 承認變造錄音

巴林頓—庫普說,哈托晚年罹患癌症,他設立唱片公司發行妻子的演奏錄音,目的是要給哈托希望,但他沒有解釋,為何哈托過世後,他還繼續發行唱片。此外,巴 林頓—庫普堅稱哈托對作假抄襲一事毫不知情,哈托真的在錄音室裡面演奏,是他一人將錄音加工變造發行,但這種說法也站不住腳,因為巴林頓—庫普迄今拿不出 其他人參與錄音與樂團成員曾經一起演奏的證據。

在逐漸式微的古典音樂市場中,巴林頓—庫普靠妻子的唱片發行收入,大概賺不了太多錢,遲暮老人鶼鰈情深或許真是這個騙局的主因,可惜的是,未來樂迷提起哈托其人,將不會有人稱她是鋼琴家,只知她是一場騙局的主角。

I'm 這檔事.... 社會關心的自我張揚還是企業宣傳效果?

沒換成msn8.1的人,都漸漸發現許多人的暱稱前面加了什麼*Oxham, *naf, *help...
換成8.1但是沒有仔細看有什麼不同的人,也會發現怎麼大家都出現了綠色的I'm這個符號,是中毒了嗎?
哎?不久後,有朋友轉寄來email解釋這整件事情,發現裡面有個正氣凜然,社會參與的大學問。喔,原來msn發明了個小玩意,要大家在寫上暱稱的時候,順便標舉自己對那個公益議題有興趣,比如環保,可能寫上*help,代表的是關注全球暖化的基金,*naf,代表的是美國國家愛滋基金會,msn的解說是,如果你在這個暱稱前面放了這些符號,他們會依全球總數比例,把廣告收益捐贈給這些特定的公益或慈善機構。

我一開始也跟著公益流行,還有發揮正義感,放上了*help表示對全球暖化的高度關切。不過放了幾天,卻覺得怪怪的。第一,這是全球公益OK,可是在我收到的解說email或者網頁上面,都沒有提到msn到底要提供多少百分比的廣告收益給他訂立的幾個公益目標。第二,我漸漸地發現,所有的msn上面都變成了I'm綠色大軍,沒有了以前個人獨特百花齊放的美感。第三,我小小的反社會性格,不禁懷疑,這個活動的企業宣傳目的和每個人想要宣示自己的個人特質的層面,大於真正看到的行動或者論述。

想了一下,厭煩於跟從被企業教育什麼才是公益的行動,我把這個I'm拿下來了。

用企業利益得來的邊際效益,轉而進行虛幻而想像的公益行動,比我在自己生活中實際改變一些,或者看到一些有對生活實際造成反省影響的論點,要虛弱而無從得到我長久的支持。

(PS,兩個但書,如果它的icon改成donate每種都不同,而且在一個特定官方網站上宣示需要達到的目標和目前的統計,我想我會有興趣再下海去玩玩看)

附上,網路上的簡單解說

2.15.2007

Feeling Politics

至於修改黨章,王金平表示,「並非遇到流氓的問題,而是人民感受、觀感的問題,如果人民對國民黨失去信心,認為國民黨也是道德淪喪,那人民怎麼會感動,繼續支持國民黨呢?」

from
修黨章對流氓 王金平:人民能接受嗎?

I am curious about the rationale of this statement. The justification of a party through the capacitiy to move or affect the people is common around the world, but not very common to use it as an excuse except the case in Taiwan. It involves with the issues of subjectivity, sympathetic participation, discourse, and mediation.

This reminds me some similar researches about Tzu-Chi movement. The whole imagined communities in Taiwan are built upon compassion, sentimental movement, and collective recognition, be it politics, religion, or news.

2.14.2007

家書抵萬金

聽媽說:最近你心情不太好。希望你隻身在外能多注意身體,尤其是情緒管理與舒緩比身體更為重要,特別是年青人。人在不如意,情緒陷入低潮時更要注意,我自己和我現在的研究生都有遇到論文挫折的情況,有一位博士班學生種的水稻試驗樣品,連續兩期被颱風摧毀延誤的經驗。想起當你讀幼稚園時,爸也曾經因為博士論文不順利,想中斷學業離開學校,到外面和朋友開補習班的念頭,經過數個月的猶豫與煎熬才定下心來。我曾和媽說過,人生受苦比享樂多,每一個人隨時都有煩惱和苦悶的事。記得去年此時,足足有好幾個月,妹妹為了找工作到處發、奔波面試、或守候電話等回音,心情也一定不好過。遇到挫折,每個人也有不一樣的合適消遣方式,賞鳥或到野外對我相當有效。至於你,也許得靠:聽聽音樂、拉拉小提琴、去吃特餐、常打電話回來、或到健身房去流流汗吧。如果可能,你不妨思考上教堂,我從媽和妹身上感受到,「信仰」確實對她們很有助益。如有意,不妨和媽媽談談。時值寒冬,白雪紛飛,氣溫低下,更加劇苦悶及家愁思緒,希望你自我砥礪舒展,以待春暖花開。

[文摘]好書大家讀--豔歌行

鍾文音,豔歌行(一)

這些年暮冬,雨水出奇得多,日夜溫差形成的霧靄也深,前方城內的樓房燈火全被霧吞歿了。

在無光之城。

你情非得已。

這座城市帶著一種隨興的自我欺騙,不同的人混在一起,就盪出不同的情緒與氣味。你每天都在發現它一些些,也每天都在遺忘它一點點。

你述寫的大約和自己有關,這也是你的中心軸。在這個軸上所外延出去的現象,能被述說下來,你全憑記憶的隨興。比如你一直記得他們—因為他們背後所連結的是你消逝的時光。那時候解嚴拉抬了所有的人氣,諷刺的荒謬的鄉愁一再塗抹隔絕已久的心牆。

儲先生說他本該姓初,他老爹來台灣時發音不清楚又不識字導致他們後代全姓錯了。殷先生說他本該姓應,劇情相似,鄉公所就此寫錯了。達悟人陳銀花告訴你,他們整個島民的姓都是鄉公所亂給的,還有一家人卻姓氏不同的荒謬。而關於本省故事則是因過繼或招贅或抽豬母稅問題而導致的姓氏錯亂。

你的外省第二代男人在隨著探親返鄉見到新建的祖墳時才了然自己一直都跟錯了姓。你一個朋友,他只用民國年,不用西元年。

那年代,住在租窩公社的你們很流行用的家具是懶骨頭。你們生命最大的逸樂也不過是把自己懶成一根骨頭,戀人相纏時光凹陷可以被彈回的懶骨頭,象徵你那些年的感情形貌。

那時有粗魯的太太會打電話問著你:「我老公在你家嗎?」參加聚會有帶著一張撲克牌的臉指著你說:「你坐到了老婆的位置。」(她們不知道某個部分你很中性,並不具真實危險。)

你們剛剛被流行的詞彙「單身公害」所害。

那時這座城市還沒有長出肺來,大安公園還是「愛情萬歲」裡蔡明亮鏡頭下的泥土荒蕪。

有人記憶國際學舍、眷村,你記得附近的狗園和一家汽車旅館。(幾年後,當你為音樂朋友站上流浪者之歌的舞台時,你被巨亮鎂光燈掃射一時恍神浮蕩無主。)

經過一些事,一些流離失所,溺水失溫的生命如何能再燃起沸點?一旦生命河道轉向,那麼所有的往昔所造都頓成夢幻。

2.10.2007

原來鐵船長是被新聞局挾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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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2007

Chiapas Media Project in Oaxaca

昨天在Pitt有場難得的紀錄片放映,題目是
Indigenous Filmmaking AND Political Organizing In Latin America:
Case Studies from Chiapas and Oaxaca A video screening and discussion with ALexandra Halkin, The Chiapas Media Project Juan José García Ortiz, Ojo de Agua Comunicación Indigena

Alexandra Halkin is the founder and inter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the Chiapas Media Project (CMP)/Promedios de Comunicación Comunitaria as well as an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video producer. CMP/Promedios is an award winning, bi-national partnership that provides video and computer equipment and training to indigenous communities in Chiapas, Mexico. Ms. Halkin received a 2004 Guggenheim Fellowship for her video production.

Juan José García Ortiz is currently Program Director of the Ojo de Agua Comunicación Indigena video collective in Oaxaca City. Mr. Garcia was awarded a Rockefeller Foundation Media Fellowship in 2003 for his video work in the Chinanteca region of
northern Oaxaca State in Mexico.

在這個紀錄片放映裡有三個段落。第一段,影片介紹 Zapatistas 反抗記錄運動。如何從一開始是記錄農民和村人的生活層面,到把影像紀錄當作是和當地政府協調的工具。因為政府官員常常無預警地來到他們的村落,帶著公文決議,跟他們說這塊地已經被化為環保區域,並且有原地主的出讓同意,要這些人搬遷。但是官員其實常常是跟地主串通好,把數百年來Chiapas Indigenous people就已經在這裡的事實至於不顧。影像紀錄對他們來說可以是不讓政府的謊言變成只有少數人可以看的紙本的一個擴大工具。第二段,記錄了2006年底的抗議事件,Chiapas當地人要求撤換地方首長,並且抗議新當選的總統對於在競選中承諾的言論自由和民主活動完全只是片面之詞。在那場抗議活動中,許多當地人手持代表和平的鮮花和百合,或者是鏡子面對鎮暴部隊抗議,讓鎮暴部隊看到自己的暴力形象。最後仍有十七人死亡,五十多人失蹤,四百多人受傷。最後一段,是在抗議之後,Chiapas人對前來採訪的美國記者Bradley Roland Will在抗議過程中被政府軍射殺遇難,所做的紀念和默哀活動。這些議題在網路上並不陌生,但是真正看到影像的震撼程度是完全不同的。例如一開始的政府官員來訪記錄,在鏡頭之下,說話的主控權是在Zapatistas農人這一方。他們堅持,The land belongs to those who work on it. 這讓我想到,從原住民土地爭議來看,一直都以所有權和環境國土權為爭議點,對於「耕者(或獵者)有其田」的概念,一直都不曾應用到台灣的原住民身上。

會後有一個簡短的問答。有人問,到底Chiapas的反抗運動跟政府之間的協調是什麼階段?兩位長期參與的紀錄者與原住民代表搖頭表示,這是個五百年以來的反抗運動,目前的反抗軍活動只能看做是整個歷史的最近一個段落。政府也沒有權力以最近的少數政治協商或者土地政策名義,改變這個抗爭歷史以及土地使用者的事實。另一個問題是,Zapatistas宣稱他們不接受政府角色的資助,但是在片尾的謝誌裡面有Smithonian Institute的funding logo.他們回答,反抗軍的確不接受以政府名義的捐款來處理土地本身的問題。但是對於問題資訊的傳布,有需要有另一個管道。因此他們也成立了另一個對口的NGO,試圖和歐洲和其他國家的NGO作溝通,把這方面的訊息傳布出去。

這裡是關於被射殺的美國獨立記者的報導,之前ilya也已經介紹過了。

About academic integrity under powerful world of internet (A serious lesson to me)

Up to this point, I am still taking my blog as mostly a personal tool for emotional and intellectual reflection. However, this is only a subjective perception and I should not ignore the fact that internet is a power tool for getting any information by anyone, i.e., no matter how private I consider my blog is, this is still a public space.

I wrote this reflection due to a recent event that a facult friend pointed out that I had quoted a paragraph from a proposal in my previous entry without acknowledging the author's credit to it. Moreover, it is not permitted to circulated it online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I put the original quote out of the intention to remind myself how wonderful an argument can be put within such short space. Although I didn't intend to quote and circuate without recognizing the authorship, it is indeed an action that I need to be cautious about while being a member in academic circle. I have corrected it and made apology to the original author. I also learned to be more cautious about what I can put online. This is a note to myself and to the possible reader to this site.

2.03.2007

Nostalgia and Gender

每次跟H一起找時間唸書,吃飯,有機會可以隨便聊聊的時候,總會不經意地迸出一些有趣的思考火花。這天我們在一家沒去過的中餐館吃晚餐,抱怨菜色太美式,味精放太多的同時,我突然對身邊的環境感到有些厭倦。想起下午看的紀錄片「綠的海平線」裡,用聲調柔和的台語作旁白的那種感覺,於是我說,似乎發現後來在電視節目裡,越來越少看到把台語用在「非政論節目」的場合理。我的意思是,後來當電視上不在電視新聞前的黃金時段撥歌仔戲之後,似乎能夠聽到講台語的機會變少了。H愣了一下,立刻找到例子反駁,「可是還有許多台灣XX的系列影集阿」。恩,的確沒錯,看來是因為我家幾乎沒有再看那樣的節目。
講著講著,心血來潮,突然跟H說起台語來。說了幾句,碰到一些表達上的困難時,發現當一個人的思考語言用的是某一種特定的文字時,如果講話要用另一種不是用來書寫創作的文字,其實還不太容易。此時總算對於認識的一些台文研究朋友,一直堅持要用台語文寫字,才能夠理解。這種感覺,就像用英文寫字和說話,畢竟會和用中文寫字的感覺不太相同一般。只是,現在英文,普通話中文,和台語的三種位階,在我的腦海裡,似乎已經有點混亂了。

說著說著,H提出個有趣個觀察,她說,她發現在他身邊會在國外唸書一陣子之後,要求想要說說台語的,都是男生,沒有聽過女生這樣。這是個非常有意思的觀察。H的解釋是,男生似乎比較想要回到自己原來的環境。不過,這樣的說法當然過於簡化。至少把語言和鄉愁放在一起的同時,就有去跟回兩個運動的方向。一方面有可能是想要藉著說母語的機會,回到過去或者熟悉的情境裡;另一方面也可能藉此顯示自己的不願意(或者不易)改變。與這個議題連帶的思考就是,鄉愁和性別的關係到底為何?從google search的結果來看,這個問題不是新鮮話題,已經有些研究對於回憶,鄉愁,敘說,和性別的關係做過討論。一時間想到的關係是,流亡的敘說者,在面對非母語處境的時候,男性傾向是語言的接收者,如同被社會化的客體;而女性比較會成為語言的尋找者,如同在跨國移民的例子裡,女性為了改變原來的社會地位和角色,學習另一種語言的機會和速度,會比男性高。這似乎可以和N. Chodorow早期把女性角色的被貶抑,以女性一直作為文化中進行社會化的代理人角色有關的理論,作一點關連;在鄉愁中,男性回到社會化的原點,女性則尋找重新成為社會化代理人的機會。在中文研究裡,印象中趙彥寧的研究在這方面有很深入的討論。

光是觀察就被觀察成這樣,H你應該來念念社會學或人類學。

2.01.2007

Teaching Sambian Sexuality in American Class

當了三年TA,從上學期開始自己負責一門課,結果竟然是非我專長的「必開課」Human Sexuality in Cross cultural Perspectives. 於是囫圇吞棗(嗶!不准用成語,思想會退步!)地硬擠出一份教學大綱,就這麼開始獨立教起了我的第一堂課。前陣子狀況一直不太好,遲到這個時候才想寫一些心得。不過覺得有些感想不寫有點可惜,畢竟獨立教學經驗,以及和美國學生談性別問題,都是難得的經驗。

最讓我驚訝的是,大部分這裡的大學生思想都很保守;或者說,不夠激進。我不知道這是因為匹堡位處清教徒最初聚集的賓州,鄰近都還有不少Amish人,「民風純樸」,還是因為這些學生並不是念社會科學為背景出身,對於一些問題會用常見的刻板印象來回應。比如第一堂課時,我用這裡有的一個reality show "Wife Swap"當作起頭,問他們為何這樣的節目會受歡迎。一些女學生回答,這樣的節目讓女性除了作為娛樂看之外,還帶有「在另一個環境有另一種生活」的啟示。不過我問,為何這樣的節目不是作換夫而是以換妻為訴求,並且質疑一般家庭分工的方式,以女性作為家事的主要caretaker並不是個合理的分工方式。當女生們紛紛表示女性現在有機會出去工作,應該有更平等的家事分工時,一位男同學舉手說,正如女生在家裡洗碗,洗衣服,男生也需要除草,弄車子,修房子等等,分工並沒有不平等。當然有女生反駁他,這兩者的工作頻率以及重要性,在家事當中不平衡。男同學不以為然。我想到某次在blog上看到的回應方式,就是如果把兩人的角色對調,發現另一方覺得無法自然而然的接受,那其中必然有刻板印象。於是請學生想像如果兩邊調換,一般會接受的可能性有多少?同時把女性當作和家庭照顧連在一起的「附屬品」概念,重新反省一遍。

這裡看到的是男同學會出現的保守思考,有另一種型態的個人理性主義保守思考(在課堂上是女生常見這樣的意見,我在這裡把男女化約地分開了,並不是為了簡化男女如何思考,而是留下觀察記錄)。這一週,我們念Gilbert Herdt有名的Sambia culture.在這個文化裡,社會習慣為了把小男孩變成男人,從而脫離女性的「污染」,小男孩必須要經歷為青年單身者「吹蕭」的過渡儀式,才能夠得到可以產生精液的男性力量。在文化中,男性不被認為天生就有生殖能力,必須要透過儀式傳播才能夠傳遞這種能力。許多學生看完都紛紛表示看不下去,不能理解為何這樣的儀式會被發展出來。許多人也同時表示這樣對兒童心靈的殘害,如何能夠讓他們成為正常的個人?我提醒他們,個人主義和理性思維的criteria,是在西方社會裡才奉為圭臬的。在那裡我們可以想像,沒有「膽量」通過這個儀式的小男孩,會像在美國青少年裡對不符合刻板性別印象(娘娘腔的,男人婆的)的人一樣,被排擠,恥笑。不過許多學生仍然義憤填膺,對於為何一個文化可以為了一種不合理的信仰,將小孩的自我決定能力貶抑到這種地步。

這兩種例子可以記錄我的教學中會碰到一種兩難:如果要他們以個人角度設身處地,思考在那個環境裡會如何?通常容易得到的回應是,這些人為何沒有發展出獨立思考能力,或者缺乏教育他們如此作為的機會;如果要他們以一個文化的整體來看,比如戰爭和生存的需求,又會立刻讓學生引入過於環境決定論的演化角度。學生由此得到的推論又變成,這樣的狀況讓他們覺得西方的社會制度或思考模式,在某些程度上優於這些文化類型。於是很難真正能夠有學生進一步反省和理解到,Herdt觀察這個例子,是要處理為何sexual object在這個文化裡可以是尚未有性徵出現的小男孩,並且討論男性的sexual desire,如何從青年同性轉移到異性身上。

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識,要在一兩篇文章間轉換,還不是那麼容易。但這群多半學神經科學或者工程的美國學生,對不熟悉的文化意識的抵抗,讓我頗為驚嘆。對比於一段時間之前,網路上曾經討論的書:在德黑蘭讀羅麗塔。難道有了某種假象的自由,對他者理解的動力就會減低嗎?這不也對比於台灣?

1.29.2007

媒體道德經濟學的迷霧

在中國時報的民意論壇裡,有個關於不願捐血的特殊血型者,被新聞稱為「冷血男」的報導。論壇投書者范立達,有這樣的回應

因此,這名所謂的「冷血男」,他不願免費付出熱血,去救助一名素不相識之人,誰能、誰又有權苛責他?問一問撰稿的記者,以及看過新聞後隨之 附和之人,如果要你(妳)拿出十萬元,去救這名可憐的病患,你(妳)願不願?如果自己會有任何一點猶豫,我們又有什麼權力去逼人家就範?甚而指控別人「冷 血」? 我們可以鼓勵、肯定在第一時間挽袖熱心捐血的民眾,但不能對不願捐血的人施壓,或對他有任何負面的評價,這是成熟民主社會的公民素養。

兩個小小的觀察可以對這個新聞作進一步探討。首先,媒體記者對這類新聞裡的報導,經由許多的社會事件不斷複製。不論是道德的糾察隊,或者是嗜血的裁判員,都顯現同一種邏輯,那就是藉由宰制他人肉體,以及說出來的「情緒」,去宣稱一種看得見的平等。用大家同樣都有肉體(Corporeality)的假象,去掩蓋對當事人意向性(Intentionality)的抹除。簡單的說,就是以大家都有肉的假平等,換來論述權力上的真失衡。這也是媒體人顯現自己作為資本主義玩偶的最佳例證。資本主義的觀看邏輯,就是將肉身和情感放在被評判的公開性,而把資本和交換邏輯隱藏在看不見的新聞幕後。有記者曾經問,同樣都是勞動,為什麼王令麟賺比較多,我賺比較少,質疑王令麟為什麼不把錢拿出來給賺錢少但需要的人嗎?(我只是隨意找了個最近常見的人名)可惜的是,同為媒體工作者的范立達先生,使用同樣的邏輯,拿來「評論」媒體不應把身體看成比貨幣更沒有交換價值的批評基礎。如果要你拿出錢來,而不是用你獨一無二的身體來交換(因為你並沒有在這個案例裡顯現獨一無二的機會)媒體的評價,你願不願意?你能不能從金錢的角度來「感同身受」?

另一個有疑義的連結,是范先生把慈悲感(compassion sympathy)和民主公民素養連結起來。能不能夠用同等的角度思考另一人的處境,這是作為人的倫理問題。但這個跟「公民素養」,似乎有點距離。這樣的邏輯透露出來的,仍然是把「宣稱的道德」做為公開意見的基本資格;延續現在媒體現象裡,把新聞工作者應考量的道德,轉嫁到讀者的身上。投書者這個評論,只是用媒體人和資本主義的思考邏輯,做口水戰而已。

而這兩個觀察之後顯現出來的是,為何台灣現在的新聞論述,持續的把物質經濟的底層問題,轉換成道德經濟的表層討論和監視?(比如在這個例子裡,捐血機制是不是可以設計來避免這種問題?這個人捐了兩袋血,對於事情是不是真有幫助?能夠透過補助來改變身體資源的使用嗎?等等)晚點還可以繼續來想。

1.27.2007

Pan's Labyrinth...關於時代的憂傷與童話的失落

(內有故事情節...好像現在都要這樣警告)

如果有種生活方式叫做童話,這部影片說的是童話的微弱與堅強。
如果有種生存策略叫做寓言, 這裡談的是寓言與真實令人心碎的交錯。

下午和朋友相約,逃離閱讀的牢籠,走進「牧神的迷宮」。之前看過預告片,對這部片的影像奇想感到好奇。依照隱約看過的電影介紹,講的是西班牙內戰時期,一個小女孩在現實生活之外,與生活環境切割而創造的想像世界。於是觀者期待的是,一個像安妮法蘭克一樣的小女孩,在戰火裡每天記錄她的生活,並且創造出一個奇想世界,帶領讀者走進這個世界。不過老實說我沒看過安妮的日記,只有造訪過她最後在阿姆斯特丹的住所;我想像中的反倒在兩種可能的表現方式裡裡擺盪,一種是有如數年前得過獎的美麗人生,把戰爭中沒有自由,躲避的苦痛轉變成近乎遺忘式的戲謔;或者是有如那尼亞的傳奇一般把想像世界當作一種作者對現實世界裡,道德和秩序重新檢視的童話封神榜。

電影開始,小女孩遭遇飛行仙子與牧神,得知自己應該是地下王國的公主,並且被交付三個任務來證明她的不朽身份,身為觀眾的我開始期待影片後半走向可能是一個童話世界的冒險。結果不然,在小女孩屢屢離開成人世界冒險的同時,我們發現西班牙法西斯政府的派駐軍,控制地方農民的生活所需配給,區分在戰爭裡勝利者與失敗者需要接受不同的命運而對反抗軍趕盡殺絕的內戰恐怖。這些對立出現在小女孩與其母親的孱弱世界裡,對於秩序的依靠一直和恐怖的感覺相連結。

小女孩完成了第一項任務,取得金鑰匙,卻在第二項任務的時候,(刻意?)忽視牧神交代(警告),在地下宮殿裡偷食無眼巨人餐桌上饗宴的葡萄,而喚醒巨人,差點被巨人啃噬而無法回到現實之中。而在現實之中呢?母親因為胎動不良,牧神給小女孩一個狀似人參的樹根,要她每天用牛奶與兩滴鮮血餵養這個樹根,並放置在母親床褥下,就可以穩定未出生嬰孩的狀況。小女孩照辦,果然有效。但在某次餵養的時候被上校發現,小女孩母親把此的當作是詭計巫術而將樹根丟入火中,同時引發了生產的陣痛,男嬰出生,母親卻因難產而亡。

故事最後走向童話與現實世界的交錯:反抗軍在上校駐在地裡臥底的醫生和女傭紛紛被發現而刑求,預期中可以讓觀眾解脫的童話世界一直沒有完全現身,甚至在最後小女孩與牧神對話時,上校出現只看到小女孩一人喃喃自語的感覺,讓觀眾幾乎絕望的感到這整個看似炫麗奇幻的童話世界似乎只是個不真實的想像。影片的最後一刻之前觀眾看到女孩得到雙重的拒絕,她拒絕把無辜的初生嬰兒交給牧神以流血獻祭,用來得到進入地下王國的資格,牧神離去;同時被身為繼父的上校發現,抱著他的兒子在迷宮裡不知為何。上校開槍殺了恐懼而無辜的小女孩。帶著男嬰走出迷宮面對包圍他的反抗軍。趕來的女傭發現已經被槍殺的女孩痛哭失聲,我們卻看到女孩轉入華麗的宮殿裡,換上美麗的服裝,因為她以自己無辜的血,打開了讓自己的靈魂進入地下世界的門。

故事至此,讀者與身為觀眾的我大概有數重疑惑:這部片到底有沒有應許在戰爭的殘酷中以童話解救無辜者的可能性?到底這部片是要說戰爭的殘酷,還是童話不可信的命運?影片裡讓人疑惑的部分是小女孩的「純真」與「命定」。我認為,小女孩可以算是這部戰爭童話裡表達「人民」意義的角色。小女孩對於牧神的說詞以追尋自己身為地下王國公主身份的信任,正如人民試圖相信有個引領方向的政府,不論是Franco將軍的集權政府,或者是地方領導的反抗軍組織,似乎都沒有為尋找童話的人民帶來希望。而電影劇本一直延遲讓觀眾看到脫離現實的童話的出現,也同時回應在資本主義的電影觀看經驗裡,對用影像刺激作為簡單的解救與麻木敘事方式,所做的情節反抗。故事之中,小女孩不聽從牧神要求服從的指示,以及反抗軍對於政府軍隊「敗者低頭」的不予接受,雖然看似一種不合時勢的「非理性」想法,卻呈現生活非童話的真實情節。

影片中的小女孩最後以無辜的血進入了地下王國;童話的短暫出現並沒有「解救」期待了許久的觀眾。但卻因為這個期待的不滿足,觀眾得以留住對極權生活形態的記憶,避免因為華麗的童話故事而失去記得真實世界殺害了小女孩的事實。這部片也許是一種後設童話的表現。如同Time的評論所說,這是一部"Lewis Carrel meet Lewis Bunuel" 的影片。童話想像和超現實的魔幻風格,帶領觀眾走到最後段落。

小小差題感想:和Nania相比,這部片沒有那麼史詩結構。不過有趣的是,我發現,史詩類的的童話故事有種特點,就是不同陣營的兩邊可以對談,如同在魔戒裡看到的一樣,然後裡面會有如何處置某種情況的方式,已經在世界的秩序或預言裡規定好了。由此,希臘式乃至於十九世紀大英帝國下的史詩或童話,感覺起來是一盤由命運在下的西洋棋;跟中國史書以及後來的電影敘事觀裡,把戰爭看成的交互輪替模式頗為不同。或者在封神榜裡有這樣的敘事模式,只是後來的故事都把國家的歷史用來替代神話了。

加上一記:好友Tanya從服從的觀點對這部片有另一種觀看心得

1.16.2007

Am I over-addicted to using dictionary in Chinese or what?

I am thrilled to find that, the online dictionary website: www.dictionary.com
has the features of not only showing the etymology, variation, and example sentences of a word, but also providing the multi-language explanation to a word.

Now I don't have to worry the case that after checking up a word, I am still a bit confused on what the word is meaning in Chinese.... Am I over-addicted to a Chinese dictionary or what?...

1.13.2007

關於眼皮(還有眉毛)

最近眼皮常常跳,我想一方面可能是咖啡喝多了,一方面可能是心情起伏的關係。不過跳的大部分都是左眼,上眼皮約跳十次之後輪下眼皮跳個兩三次。以前很喜歡從左上眼皮開始數,喜怒哀樂,不過看來現在這些都只是一種隨機的反應(或者天機不可洩漏?)

今天剛好念到Adorno的咚咚,用到highbrow以及lowbrow的一般用語來指稱高蹈(都忘了是不是這麼寫)文化和通俗文化。以前就聽過這樣的用法,不過到底眉毛高低跟文化有什麼關係?是當大家聽到高級文化的時候,眉毛都因而豎起來了嗎?那似乎(從日常的臉部表演來看)指的還是一種帶著諷刺意味的回應...

不過把電腦字典往下按幾頁,就看到browbeaten這個字,指的是戰戰兢兢的。看來眼皮(附近)一直跳還有點文化解釋的共通性。

1.10.2007

endless distraction

兩個多小時後要上課,但是reading沒有唸完,可此時的我覺得需要寫些字,讓我自己平靜一點。

如同我一直以來放在這上面的感覺,自己零碎化,眼前化,許多想法和感想沒有累積,許多關心和懷疑沒有及時送出或澄清,於是現在正午時刻,外面小雪紛飛,可是我卻一直在不同的distraction裡面打轉。

平靜是要和生活的規律,自我訓練,以及對目標的界定連在一起的。如果沒有這樣,大概不容易達到平靜的狀態。

我想要退掉那一門我覺得很有趣,很重要,但是reading很重的課,卻不知到如果退掉,我是不是能夠真的好好利用「多」出來的時間。

Endless distraction, please let go...

1.07.2007

烏雲退散

這是新的一年,大家都在往前看的時候。

我嘆氣,許下新年不再嘆息的願望。

L說,只有自己帶著烏雲才會讓別人都看到那片烏雲,我再同意不過。

來吧,烏雲退散!

1.04.2007

[news clips]暖化 帶衰唐朝

This is an interesting perspective to learn.
And it is a good to think from coast to coast...

科學觀點》暖化 帶衰唐朝
【聯合報/編譯組/法新社巴黎三日電】

四日出版的本期英國科學周刊「自然」刊出研究報告指出,公元六百一十八年至九百零七年的中國盛世唐朝,最終是因氣候變遷而亡。這為研究唐朝的興衰帶來新觀點。

德國波茨坦地質研究中心科學家豪戈帶領研究人員經過地質考察和研究後發現,唐朝在公元七百五十一年唐玄宗派軍遠征阿拉伯帝國時慘遭擊敗,使大唐盛世出現由盛轉衰的跡象,但最終唐朝的滅亡,是因天候變遷:氣候乾燥、農業歉收,導致農民起義,待亂事平定後唐朝已不可為。

研究人員在廣西省西南部湛江市附近「湖光岩」湖底採集沉積土的核心成分,結果發現,唐代末期的湖底沉積物具有磁性,並且含有鈦元素,這是熱帶季風減弱造成夏季降雨量劇減所造成。

報告還指出,冬季季風強勁、夏季降雨不足的情況,同時在太平洋兩岸出現。在太平洋彼岸的中美洲,降雨的改變,導致當時鼎盛的馬雅文化開始衰敗,幾乎與唐朝的沒落同時發生。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all the friends and people I love.

The past year was fisrt an exciting but then enfeebled one. Many things are stagnated and many works are waiting to be done still. I visited several different places, where I have missed and where I had dreamed. From here to there, I think the past year was the one that made traveling least fruitful but still remembered in my memories.

The coming year, according to the horoscope, could be a better off one for Leo since the Jupiter is combined with Venus. At least, I know there is a better reason to make one's life miserable if I cannot find myself a testimony of good will.

To you, my dear readers and friends, let's make this year the one of dreams and promises re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