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虛擬農業的想像或抵抗

讓我們先觀察兩種場景。

開心農場流行以來，台灣難得出現了虛擬農業熱。一時間種田（還可以偷菜）成了重要的「綠色時尚」。正當如火如荼之際，上班族以及公務員不斷地被警告，許多公司伺服器也紛紛關閉可以種菜的應用程式。最近還因為遊戲設計公司為了置入性行銷，片面把購買遊戲中肥料的價格提高近十倍，引起許多死忠農場迷的抗議。「網路農友們」紛紛在討論網站上撻伐行銷者與遊戲設計組的老大心態，甚至這樣的怒氣衝擊到實際生活內容，發起拒買置入行銷商品的活動。
再看另一個場景。帶有狂牛症威脅的牛肉準備進口台灣，大眾對於賈庫症變性蛋白是什麼，如何影響可能飲食的風險這些問題極為關心，身邊的人都成了生物科學迷，不斷轉寄各種賈庫症變性蛋白如何從牛的腸道轉移到腦部需要多少時間，以及食用之後多久的潛伏期不會發病等等資訊。間接也才從這些資訊裡面，瞭解為何進口30個月以下的小牛是「相對安全」的，以及了解草飼牛肉為何比摻入骨粉飼養的美國牛肉要安全。賣牛肉的商家紛紛掛上「本店使用澳洲牛肉」的招牌。甚至有把開心農場設計成會隨機出現「您的乳牛因為使用遭美國肉骨粉污染的飼料」，這樣的嚴肅遊戲建議。狂牛成了聯繫日常生活與虛擬生活的一部份。

這兩個場景很虛擬嗎？一點也不；但是對於真實的回應能力大大不同。我們可以看到，在第一個場景的例子裡，虛擬世界的農業景象建築在日常軌跡的空閒裡，正如我們一般在消費端看到的農業：沒有務農時可能遭受天候問題的風險，也沒有中盤買賣的剝削。只要你「按照指示」下種施肥，而沒有鄰居來偷竊的唯一「災害」，你的農場就可以開開心心，維持著愉快的心情耕作下去。除非除非，碰到這次置入行銷後廠商出爾反爾，片面哄抬肥料價格的問題，否則農業經營中可能血本無歸，被關鍵技術者「吃人夠夠」的問題，通通隱藏在美麗的「田園景象」裡而不會被發現。但虛擬農友們總算還有群起抗議的機會。看看美國牛肉問題，我們無從了解餐桌上，店家裡，甚至海運貨櫃裡的牛肉來自何種農場，我們只能在重啟談判連署的巨大門檻上試圖保護自己，而談判的行政官員不會讓你看到，這些牛肉在國際買賣中，為了換取其他交易的保證，是否從疫區裡老老實實地把牛肉牛骨分開處理，送到號稱可以提供另一選擇的消費市場裡。在絕對的禁止進口保障之前，消費者只能被動地在生活中不斷轉寄關於狂牛症的「自我管理」，甚至以開心農場虛擬地抵抗一番。

這樣的關鍵時刻，分子生物學家進一步在公共論壇上提醒大家「糧食自給」率的不足，以及「基改作物」如何可以改變傳統農作模式，減少農藥使用，提高產量，抗拒氣候變化等等好處。同時抨擊台灣的保守政策，已使發展高科技農業的契機及國際競爭力不斷流失，反而失去創造更高產值之高科技產品的機會，以及付出農藥危害環境與消費者、農民陷入經濟困境重大的代價。主要論點是，台灣不轉型為高科技業就沒有未來，包括一般操作的農業。這個建議是植基於科學家對於競爭力的憂心，但是建議出現的時間點頗為突兀。回應食物安全的狂牛效應，這個建議似乎是為了說服我們，消極抵抗的問題都來自於我們沒有技術。掌握技術之後，農業可以升級，農民可以避免天然風險，我們也可以擴大對於農業技術的談判籌碼以及反擊能力。

讓我們把開心農場的元素加進來吧。當基因改造技術需要大量資金和政策支持的時候，農民在技術供給廠商的控制之下，會不會碰到像開心農場一樣，突然漲價一千倍的問題呢？在漲價之後，農人們有沒有辦法，學習開心農場中「看得開」的玩家，一陣子放棄不種，等待廠商自然把價格調回來這樣的能力呢？當科學家在實驗室裡，以「提升競爭力」提供我們「虛擬農業」的思考模式，我們希望看到農業研究者或者官員，真的能提供非虛擬的農業研究和政策走向。以菁英模式思考的虛擬農業，可以方便地把少量的技術轉變成為資本主義遊戲裡的代幣，但是官員不能同時期待，田園裡的真實農友都等著上網摘菜收權利金就好吧？虛擬農業對於現實農業的啟示，就是認識到遊戲不是只有開開心心的農民而已，還有設計遊戲者（一如生物科技研發者）以及投資遊戲者（一如各種大型農企業）；只有造成資訊的公開還有全民的參與—這裡的參與不只是知道牛肉在哪裡，還包括關切這個牛肉哪裡來，誰能管理牛肉進出口—才能夠把虛擬農業轉變成實際的生活問題，變成我們餐桌上安全的晚餐。如果等到我們只能面對帶著安全疑慮的食物（不論基改或非基改），無從選擇仍然要微笑吃下去的時候，恐怕比選擇吃牛糞漢堡的憤青還來得缺乏抵抗能力。

關於災民，組織，與社會責任的一點想法

昨天在世新社發所聽原促會秘書長金惠雯分享災區組織工作經驗，而在同時不斷地看到許多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災區復健計畫。關於災民組織與企業社會責任之間的關係，我仍然覺得很曖昧。我們在災區當然看到許多慈善團體，為了達成效果（效率），與退位的公部門之間形成許多沒有災區民眾參與的「慈善暴力」決策。

這些決策可能成為公部門用來宣導「我們救災慢，因此我們必須重建快」的政績藉口，也可能成為慈善團體為展現積極行動以及實際交託賑災工作進度以回報善心信徒期待的表現。但這些我們會看到有好幾種問題出現：

1. 以公部門以及扶助團體的需求為目標。不但掩蓋了災民可能需求的多樣性，更會出現對於災民異質聲音的歸罪與壓制。在「公共理性」場域下，被責難的是災民為何「不滿足」，為何不以大局為重？為何以受害者身份「要脅」公共資源。（由此，善款形成的公共性質與慈善性質之間的交錯，很值得探討）
2. 以組織作為對話單位，形成災難社區中災民自主公共空間的壓縮。惠雯提到，災區在這些外部資源和內部原有組織差異之間，大致都會讓重大議題的決定在社區中有各半的支持者。最明顯的就是，到底要回山上還是要遷村？到底要中繼屋還是永久屋？但這使得組織的目的被單一化，成為社區決策代言人。固然形成共識和代言是目標之一，但在過程中可能因為目標選擇的壓迫而成為被責難的對象。
3. 因為災害影響的不只是居住，還有原來在資本主義模式之外的生計將要被整合到資本主義內。於是出現慈善團體在計畫建造組合屋的時候，也同時把慈善「觀光」的角度放進去。出現了永久重建社區中，留下某些區域作為日後民宿，外來參觀活動，或者災民生計的「展演活動化」的設計想像。這些都使得原來一個能夠自主的災區，在災害之後無法擺脫被生態，生計，生活都被外包（或者更流行的說法，BOT）的狀況。

對比九二一和八八水災，兩者原有的社會背景模式不同，復原的組織法就有許多不同。九二一的災區比較多在大樓密集區，原來就有社區管理委員會，也因為是漢人社群，財產分隔以及繼承方面的問題切割的比較清楚，也比較有社會流動性。在震災地區沒有足夠房舍可以租用的情況下，建構組合屋以中繼居住，是政府主導的基本復原模式。但是八八災區中多為原住民社區，原有的社會組織以文化和親屬性質的模式為主；對應於公部門的組織並不能整合全部社區中的意見。更重要的是，原居地的破壞不只是居住上的失去，還包括生計與文化上的連帶。這些都使得九二一模式無法直接運用。而近年來流行的慈善公義團體「社會工程化」，也使整個結構與九二一時有許多不同。

昨天討論中有朋友提到組織是不是應該去「整合」災民，讓沒有足夠教育背景的災民在公共事務中「展現力量」。我覺得，這似乎是偏離了社區組織終極的意義。組織固然是要提供問題解決機制，更重要的卻是要散播以及提供不同意見成熟化的可能，擴大災民之間，以及災區與外來團體之間公共領域的空間。如果沒辦法讓災民實際參與災區重建決策（注意是「決策」，而不是「工作」而已），那麼（講得誇張一點）災民無異於災區中收容所中的「動物」；最後可能還要配合「表演」。另一個災區組織重要的意義，就是要讓資訊透明化以及普及化。如同昨天惠雯拿出八八水災募款總表，提到大概只有五分之一的款項現在是拿出來運用的。這個表格其實就展現了資訊透明化的一部份，至少讓非災區的人也知道，可能資源分配在那裡有問題，而可以進一步要求釐清。而八八水災從一開始發生到現在，資訊的透明以及流通，還有各個組織橫向的串連，一直是維繫災區沒有立刻被BOT的主要功臣。我認為至少從組織面來看，這個部分的功能有所發揮。

當然，困難的地方其實不是這些討論可以解決的。另一個朋友在討論中提到，為何災民要面對（或者抵抗）的對象，是這些慈善扶助團體，而不是政府？難道沒有正面面對退位政府的方式嗎？惠雯的回應直接反應地方政府的心態--政府需要的就是效率和成果，而不是誰「應該如何」的「正義」問題；這樣的氣氛也可能影響到組織者面對民眾的氣氛而被質疑，一直討論卻沒有告訴我們能做什麼？這種組織有什麼用？組織者在地方「腹背受敵」（惠雯如是說），我想出自這種道理。而災區民眾在政府鼓勵外出租屋之後（一方面經費如此，一方面避免長期居住營區的隱私與管理問題），在許多組織協調活動中無法要求直接參與，因此缺乏多數基礎的決策，也是目前災區組織面臨的問題。這些問題都不只是單單以「社會責任」出現的慈善或者生計促進團體可以涵蓋的。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責任這個觀念，從災民可以自己行動的角度退位，轉移到扶助團體的「代理人」社會責任觀。這部分，我覺得也是很怪異也值得再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