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士傑的關係緣分，從大學時代一路延伸到研究所時期。從大一國文就在同一門課上開始，士傑似乎是我所有學術活動的引導者：台大人文報社，大新社，電影社，這些社團我都沒去過，但都被他講得活靈活現。大學畢業之後，對心理系老師余德慧先生的追隨，我們決定前往當時剛成立的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就學。士傑每件事情都做得比其他人快，但也很快地會進入自我批判與思考實際意義的考量中。因為老師做的是宗教的詮釋現象學研究，因此士傑也很快地在花蓮當地找到相應的論文研究田野地點：花蓮美崙地區的「大武宮」，祀奉五年千歲十二兄弟。這個宮廟後來遷移到南埔八街的現址，但是當時士傑常常要騎車從學校到花蓮市最北邊的民德一街附近，在大武宮看廟內「馴乩」的過程。他對宮廟的研究，與其說是學術研究，不如說是生活參與。可能一個晚上在宮廟跟著馴乩活動，泡茶，律動，到退駕，然後半夜一點回到宿舍繼續寫田野筆記。這段時間似乎是士傑跟人類學傳統田野模式最接近的時候。
不過也在同時，他開始對於閱讀的涂爾幹，海德格，列維納斯，伊里亞德等宗教哲學取向論述感到不滿足，並且試圖從「見證與再現」觀點上去思考。我記得他讀了巴舍拉的空間詩學，覺得這才能夠反映人與環境主體交錯的關係。但他並不打算把這個觀點直接「套用」在所看到的宮廟或者宗教研究上，而是試圖重新定義宗教研究的範疇問題。他也讀了卡西勒的哲學，卻對其中過於康德式的論述不滿足。他當時最喜愛的哲學論述，應該是羅蘭巴特的「神話學」（我們應該都是吧？）。那種可以用某個詞彙以及意象，就創造出一篇直指問題「本質」或者「反本質」的文章。我記得當時住在宿舍隔壁間最喜歡的娛樂，就是隨手選出書架上的幾本書，然後思考這幾本書的概念之間如何能夠彼此對話。他非常喜歡盧貝松的「碧海藍天」電影，會在宿舍裡大聲播放Eric Serra的原聲帶音樂，整個空間裡迴盪著深海氣泡般的聲音。。。
做了一年半左右的宗教田野，士傑同時也在網路社會發展的初期階段，開始投入對於網路可能性的思考與行動。那時在校外的網路仍然需要撥接上網，但宿舍與校園教室有固網，因此他開始大量搜尋網路荒原上可以發現的訊息，同時也參與兩三個網頁設計規劃，試圖透過網頁（網站）設計，來進行「後設數據」的分類與分析。記得當時他參與過的計畫有，蕃薯藤網際網路入口站建置，原舞者網頁編寫建置，東華大學系所與計算中心設施建置，以及後來成為他後面半本碩士論文的「偏遠地區上網」計畫。除了這些專案計畫，他也不斷地在不同社運場合裡面，用自己的思考架構作參與對話：花蓮鍾寶珠的縣議員街頭助選團，綠黨與「社法聯」（設法連）的公民參與投票，甚至是和學校的營繕組同事拍攝一部關於部落兒童使用電腦的紀錄片。他在宗教儀式研究的現場，不斷反思的問題就是（至少我認為），這個場景的「見證」如何轉移到另一個論述社群裡仍然有效？又如何在同一宗教活動但不同的人際網路中，發現不同節點之間的關係？不過這類接近宗教社會學或者宗教認知網路的研究取向，可能不符合當時指導老師與他對自己的預期，因此漸漸地他疏離了宗教現象論述，但卻越來越鑽進對於「見證」真實的反思，以及網路如何「再現」發言者的主體問題等等。當我三年期滿畢業去當兵的時候，印象中士傑仍然埋首在他的網路組織架構的論述當中。我仍然記得他向我說明，如何透過文化研究對於聯軍轟炸科索沃現場的批判，重新思考網路，但引用文章不是網路社會學界常見的卡斯提爾（M. Castells），而是心理分析界的「見證的危機」，如同他在碩論開始的引言使用卡繆的「瘟疫」，他在網路研究的初登板，不只是討論網路建置的資料分類與可用性（雖然當時這些都是必要解決的重要問題），而是網路如何作為與心理分析，與文學批評，甚至宗教現象學對話的場域。對我來說，他仍在他的宗教研究現場中，不斷前進。
我只能把士傑的研究前半段記錄說到這裡，也許能夠給從千禧年之後才認識他的朋友，一些我們當時互動討論的片段思考。以此紀念，這位綜合多種思考以及行動，關懷以及質問，批判以及實踐為一身的先行者。一位從曠野星空下萌生的網路研究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