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問題的暫時放下

上週五到台大，去給生平第一個在人類系的正式演講。不過這個演講，受到我最近研究狀況改變的影響，不太成功。我把這次的題目訂為「從作物到燃料--台灣農業技術政治與社區發展的人類學觀察」。對我來說，想要把這半年以來台灣在發展生質燃料的政策和實作社區，對於使用的技術和策略上有些整理。因為我的題目在先前的規劃上，是處理分子生物技術以及工業轉換農產品的方式，在目前以農業生產的社區，能夠帶來什麼變化。

我以區域政治對於全球組合的想像開始，同時談到技術殖民環境對於農業運用的例子，如何為當前的生質燃料的使用鋪陳路線。進一步討論，農業技術如同醫療技術一般，從田間觀察，農場規劃，到實驗室研究的角度不同。主要的生質燃料觀察例子，我用了社區，實驗室，還有公司三個層面來看。不過我太著重在講這三個層面的發展階段以及可不可行的效益評量，對於每個類型發展的社會脈絡介紹的不夠詳細，反而失去了我原來希望談論「實際操作者對於技術的接受方式如何轉化為信仰與身體感知的非技術層面」。而實際上，這三個例子代表的是在生質燃料這個領域不同的層面：社區例子，代表的是在生產原物料的政策發展問題；實驗室層面，是在轉換技術上使用的觀點和相關技術；公司層面，是關於政府與投資者在規模上的遊說和協商過程。這些問題都應該要單獨討論，而我原先想以台灣的生質燃料發展引伸到農業技術與政治策略的討論，只能夠很片面的描述這個現象。

會後，幾個與會同學以及邀請的童老師都給了我很好的問題。有同學問，我在過程中所談的農業技術的技術層面到底為何，是純粹指種植，育種，還是包括農機，肥料，農藥，任何與作物生長與收穫有關的知識都算呢？而在這個脈絡底下，國家的生質燃料產業，與地區的有機農業，對於技術的理解與傳播是否不同。我的確覺得這個問題很大，而且打中我沒有處理的模糊地帶。我只能說，原先我以為的技術，應該綜合一點說是知識，而知識如何操作以及對誰開放，的確和政府的政策有關連。這方面要嘛我要仔細釐清，要嘛要做切割。另外有同學問，社區經驗的例子不清楚，且這些例子如何反應台灣搖擺的生質燃料政策也沒有被談到。的確，對我來講，現在最糟糕的是，原來做能源作物種植的社區都停擺了，把能源作物當作社區發展觀光賣點的社區也把這部分切割給廠商了。而這些人的種植層面，和農業技術的轉變其實沒有什麼關係，所以社區的模式空洞了起來。這變成這個計畫的致命傷。所以我能夠進一步談的非常有限。童老師問到一個很有趣的問題，是我原來在訪問時沒有特別注意到的。她認為，農人對於自己種植出來的東西應該有一些延伸性的情感，身體的勞作換來的產出這樣的連帶感很強，而能源作物又不能品嚐。於是她問農人們對於把作物做成燃料這件事情，有沒有任何倫理性的討論？這方面我之前在簡短的接觸農民時還沒有直接問到，但是這個問題大概是這裡面最最人類學的問題。我發現我的觀察一直被各種「技術」的想像所掩蓋了。另外一位同學也提到，如果把農業技術人員（我裡面提到的一些重要知識傳遞者）當作傳教士，農民種植不一樣的作物或者使用不同的技術是一種宗教的改宗過程，那麼農民如何接受這種宗教的變化？（她還指出有社會結構以及組織論的兩種模式，生質燃料的發展似乎都缺乏）這也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如果技術的改變是改宗，那麼我的回應是，神蹟是不是應該要天天發生，使得傳教士可以常常去解說他們引入的新宗教。對於神蹟的展現，什麼是可以拿來展示的，的確也是可以討論。最後也談到，從日治時代就已經熟悉的種稻技術，如何仍然可以稱為「有技術」在裡面的觀點，這也重新回到我對於農業技術的定義。

而在這次演講之後，我正式地把生質燃料的討論放下。現在目標先以兩個有機米和蔬菜種植的社區為例，來看「技術轉變」的過程。不知道原來期待我做這個題目的人怎麼想，不過我計畫把這部分的討論將來當作整個論文發展的最後部分，如果可以連的起來的話。現在，就暫時把他放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