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想起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台北二一，以及法農

（這篇文章要來好好寫，此時僅作摘要）

之前伊格言曾經巧妙地比較了龍瑛宗「植有木瓜樹的小鎮」和「台北二一」的相似之處。今天在看Spivak的Death of a Discipline，又覺得這兩部創作在談論殖民變遷和生存心態的關係上有些相似性。但是另我覺得值得再寫的是，為什麼殖民地的自我覺醒和鄉愁追尋故事，總是以愛情敘說的型態出現。Fanon與Said都曾經講過，殖民地男人被女性化的狀況，以致於法農認為殖民者心理最主要的懼怕和愛欲對象，就是陽具化的黑人身體。

伊格言把存在的焦慮和殖民經驗對於歷史的美化連結在一起（雖然他沒有這麼寫），而我覺得其中應該有什麼東西可以跟正在讀的Spivak，Fanon，還有後結構的心理分析觀點連在一起。這似乎也是Ohnuki-Tierney在Kamikaze, Cherry Blossoms, and Nationalisms和Igarashi Yoshikuni在Bodies of Memory: Narratives of War in Postwar Japanese Culture關於殖民身體美學與記憶觀點的衝突所在。

很亂，但是應該要好好想想。